第二十章 生产队“农业学大寨”大动员

    “农业学大寨”生产队大动员

　　队屋最大的那间，在房子的当中，是社员们聚会的地方，光是一铺大炕就有二十多米长。队长领着社员学习，分派活，都是在炕上进行的。通常是队长盘腿坐中央，社员们蜷腿坐四围。队长抽烟，社员也抽。所以队屋一开会，社员回家时，一身的烟气。

　　生产队开会大都在晚饭后，社员们吃饱了喝足了，舒舒服服坐在热炕上，打着饱嗝放着响屁听队长讲话。队长分派活儿时，大家是肃静的，一旦要念报纸学习，屋子就闹哄起来了。队长聪明，他念上几段，就说遇到生字了，把报纸撇给副队长，副队长心领神会，跳着段落念，一篇社论被他拆得七零八落，很快就读完了。学习完社论，才开始了正题。

　　队长把没有吸完的旱烟往鞋底上一摁，把半截烟夹在耳朵旁，充满激情的开始了他的农业学大寨长篇大动员：“注意了，下边布置今年最重大的活。”下边的社员马上安静下来。副队长吐了一口痰，站起来扫视了一下几十号人。队长接着响亮地念起来公社布置农业学大寨文件：“农业学大寨是全中国60年代开展的一场大运动，是毛主席年1963年发布的最高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昨天公社又专门开会农业学大寨，全公社都要大规模地搞。大寨，大寨在哪里呢？它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地处太行山腹地的贫穷的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大寨村民们拥有了700亩土地。可这些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沟八梁一面坡”。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地处黄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长势喜人，根据往常的经验，等待村民们的将是一场大丰收。谁知，8月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哗啦”狂泻了7天7夜。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全村的800多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洪水还毁掉了村民们的家。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陈永贵三番四次鼓励村民:“在这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虽说“人”是最宝贵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村民们开始四处寻找适合取石的山体。宋立英的丈夫贾进才带领的分队找到了大寨与金石坡村交界处的“石窝”。石匠们都说这个石窝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要打开起码要半年”。起初，贾进才和3个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击破点，若能打开这个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们找来炸药，整整9天过去了，那块石壁上的石头还是无动于衷。大伙儿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寻思“四两拨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寻石过程中，贾进才们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一米多长的钢钎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见长的铁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如发把报纸放下，喝了口水，点了颗烟，看大家情绪不高，便甩开报纸给大家谈心说：”毛主席高兴地夸大寨:“穷山沟里出好文章。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周恩来总理在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64年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1]

　　我们都经历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千算万算，不如一算，就是学大寨能让我们多打粮食哩。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就一个字——‘干’！我们要想吃饱饭，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学大寨的实干。我们公社要打算着用三年的时间来学大寨，我们也要听众公社的安排，参加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多打粮食，吃饱饭。”

　　说完，他大口吸了一口烟，对社员们说：”大家有什么想法说说。“社员听说农业学大寨能多打粮食，不由地高兴嚷嚷起来，憧憬着有几顿饱饭吃。倒没有什么意见，生产队便把目光投向下放的原县革委会主任王开明，笑着亲切地说：”老王，你说说，没事。说说心里话。“老王头发有点花白，是因农业学大寨不力被下放的，他高大挺拔的身体有一米八，说话耿直有正义，不会玩弯弯绕。他把旱烟袋放在嘴边嘴里。叭了几口以后，发觉还没有点火，这才遍身搜起火柴来。如发忙伸手从炕桌上笑着拿了火柴，把烟点着以后，亲热地拍拍老王：”说说看，我们关起门来拉呱，没外人哩。都是自己人，不见外哩“老王沉默了一会缓缓地说：“哎，咱村的人粮食还不够吃哩，春荒不靠野菜还要饿饭呢！你猜，怎么规划的？搞泥巴搬家，‘人造平原’。我们的地本来就是一望平川。好像我们的平原土地还不够平，要弄得一展平。我的天，这一春一夏的劳动力全得陷进去；这还不说，‘小平原’动辄几十亩大，原前的水路打乱了，排水不良，一泼大雨就会淹坏庄稼！……哎，净是些没球名堂的背时主意，还硬说是‘学大寨’‘改天换地’呢！人家大寨有大寨的情况嘛，不讲因地制宜，行么？”如发问道：“过去会上你提出你的意见了么？”“提了啊，整他妈半夜，就菏泽地区专员他一个人说。那个人就只晓得吹，生产上的事一窍不通。现在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我们村也不会避免的。”饲养员老王轻轻地拿过老王的旱烟袋，在自己折烟包里给老王在烟袋锅里装满烟，递给老王，善良地问老王：“那你不挨批，没有写检查吗？“老王一笑说：”我提了，这不被工作组的人给下放到这里了嘛。至于检查嘛。。。。。。。。”队长爽朗地笑着说“没有收到他一份检查。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大伙问。队长笑道，“他呀，他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所以他就没有写什么检查。事后县里公社里也不再过问，这事就搁起了。”“不承认犯错误？‘反大寨’不是错误么？”“他根本不承认自己‘反大寨’。大寨大队他还亲自去参观学习过咧。他说大寨的同志告诉参观的人，叫大家学大寨要因地制宜地学嘛。工分问题，按劳分配有什么错？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嘛。

　　我也认为老王没有错误哩，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要根据各地的情况来安排生产嘛，一个模子里套，我觉得也不好。大家觉得对不对，我们这里没有山，还修啥子个梯田嘛。老王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大好，大家平时多照顾照顾他。”农民的质朴善良感动得老王眼角有些湿润。老王接着忧郁地说，“我心焦的是，这几年，多数社员的口粮越来越紧，眼看着春荒就是个大问题。现在今大春再弄来‘笼起’再在平原上瞎整，那末，就只会耽误农业生产，今天的粮食收成让人担忧呀。”副队长听了又张开他那张惹祸的嘴说开了：“今年春节，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可担子，总得两头都顾到。哪头顾不到，扁担就得打滑。要是社员都投身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生产队怎么办？生产队是我们的家呀，是我们的饭碗呀。有些事情，我也思谋没啥道理，可我是个党员，水平又低，不照上头意思办能行？文化大革命那年，你知道，我跟县里的参观团去了一趟大寨。那人家搞得就是好，不承认不行。可我也算计了一下，就凭大寨种的那一把把玉米，那一把把谷子，要置那么多机器、修那么大工程也是妄想，还不是国家贴了钱。现时叫咱们学大寨，国家又不贴钱，那就得凭咱们多吃点苦，多闹点副业挣钱。谁知道今年运动一来，我又差点挨了批，说是重副轻农，发展资本主义。要不是队长护着，还不被公社革委会主任关局子。我就是想说，生产队的生产与农业学大寨要协调好，做到两不误才是。”听得老王与队长连连点头，社员也很赞同。

　　会议开到鸡打头鸣，大家也觉得有些疲累，是呀，在队里干了一天的农活，再熬夜，便有些人打起了呼噜。队长一看，赶紧宣布散会，大家一哄而散，站起身，打着哈欠回家休息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