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3）

今若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为率，一千二百人分为四十船，择少健者为之主将，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置本判官专判其事，拣择精锐，牢为舟棹，昼夜上下，分番巡检，明立殿最，必行赏罚。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尽绝私载，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风，风便同发，名为一宗。〉是桴鼓之声，千里相接，私渡尽绝，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

或曰：“制置太大，不假如此。”答曰：今西北边御未来之寇，备向化之戎，长倾东南物产，供百万口。况长江五千里，来往百万人，日杀不辜，水满冤骨，至于婴稚，曾不肯留。葛伯杀饷童子，汤征灭之，盖以童子无知而杀之，王者不舍其罪。今长江连海，群盗如麻，骤雨绝弦，不可寻逐，无关可闭，无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赋税之乡，绝寇盗劫杀之本，政理之急，莫过于斯。

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乡闾获安，无追逮证验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贼，皆称买卖停泊，恣口点染，盐铁监院追扰平人，搜求财货，今私茶尽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万货不乏，获一利也；乡闾安堵，狴犴空虚，获二利也；撷茶之饶，尽入公室，获三利也。三害尽去，三利必滋，穷根寻源，在劫贼耳。

故江西观察使裴谊，召得贼帅陈璠，署以军中职名，委以江湖之任。陈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后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陈璠每出彭蠡湖口，领徒东下，商船百数，随璠行止，璠去之后，惘然相吊。安有清朝盛时，太尉在位，反使万里行旅依一陈璠？

某详观格律敕条百二十卷，其间制置无不该备，至于微细，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尝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贡走职，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归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虑，冀裨亿万之一，无任战汗惶惧之至。某谨再拜。

钟振振译：如今倘若命令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今江苏镇江）、洪州（今江西南昌）、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一带）各出一百人，淮南（淮河南部地区）出四百人，每船约三十人，一千二百人（按，上文所述人数与此有出入，不知哪里出了差错）分为四十船，选择较强干者为主将；并于各自管区的江岸边创建营垒，设置判官专管其事；挑选精锐的军士，制造结实的船只，日夜轮班，在江面上下游巡逻，明确建立考核奖惩制度；在长江南岸、北岸添设官办渡口，大略每百里一个，禁绝私船载客摆渡，每一批次渡船往返交替——这样一来，则渡口击鼓开船之声千里相接，私船摆渡的现象完全绝迹；江中有兵丁巡逻，哪里还会有匪徒敢于结伙图谋打劫？

也许有人会说：规划太大，不必如此兴师动众。我的回答是：如今西北边塞，防御将入侵的游牧民族敌人，准备安置将投诚归化的少数民族部落，每每竭尽东南地区的物产，供养上百万的人口（可见江淮流域的社会稳定多么重要）；更何况长江长达五千里，江上来往者多达百万人，而劫匪天天杀害无辜的民众，水里充满着冤死者的尸骨，甚至连婴儿幼童也不放过（从仁义的角度来考虑，也不能听之任之）！〔……〕如今沿江一直到海，盗匪众多，出没无常，无法追踪；又没有城关可以将他们拒之门外，没有要塞可以防止他们的通行。依我的办法，上述五个地区自出人力，不要朝廷增派一兵一卒，便能使国家赋税主要来源的江南水乡，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与生活，从根本上断绝盗匪劫杀的祸患。地方治理的当务之急，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像我这样规划，能除去“三害”，获得“三利”。民众不因劫匪而冤死，这是除去的第一害。乡里百姓获得安宁，不再有被怀疑为嫌犯，遭追捕查验，须自证清白的烦恼，这是除去的第二害。过去每捉到一名贩私茶的劫匪，都称自己因作买卖而停泊，并随口编造事实，以至于主管盐铁专卖，兼管茶叶专卖事宜的机构和官员据其口供追查、骚扰平民，搜索钱财货物。如今若匪患根绝，私茶贩卖也将完全被制止，这是除去的第三害。根绝了长江匪患，商旅得以顺畅流通，所有的商品都不至于匮乏，这是获得的第一利。乡镇安定，百姓安居，监狱里少了许多犯人，这是获得的第二利。茶业的丰厚利润，都归于国家，这是获得的第三利。“三害”悉数除去，“三利”必将增长。追根寻源，关键在于根治劫匪。

〔……〕

我详细阅读朝廷颁布的法律法规一百二十卷，其中的设置、设计都很完备，甚至在一些很小的方面，也都斟酌再三，唯有长江劫匪问题，未曾提及。因此，我斗胆竭诚进言，敬请大人明察，希望能对朝廷有极其微小的补益。

钟振振评：杜牧的这封上书，是否引起了宰相李德裕的重视？是否得到了朝廷的采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池州主政期间勉力从事，恪尽职守的精神，从此上书中可以窥见一斑。

在古代社会里，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自会努力，并不需要地方长官操什么心。地方长官最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搞好社会治安，如何制止基层胥吏对百姓的侵害，如何使劳役的摊派做到公正、平均。总之，是让农民能正常、有序地生产并生活。杜牧为此尽了力了。他是当得起“贤刺史”这个称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