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记忆/干妈

记忆中，我有好多干妈。“四川人，竹根亲”，我家本来亲戚就多，走动得又远，小时候每到过年，从初一开始就跟爸妈去拜年，一直到十五都走不完。再加上很多的干妈，人情往来就成了很费神耗力的事情，可母亲好像总是乐此不彼。

我的干妈有几个来源。一些原是父母的同学、好朋友，“神仙”说要给孩子找个干爹干妈，大家一聊，合一下八字，只要不犯冲，就认了。这样做，似乎是为了给原来的友情加一层亲戚的保险，互相过年过节、大盘小事可以更亲密地往来。有时是我认干爹干妈，有时是姐姐认，有时是别人的孩子认我爸妈，但都混着叫干爹干妈，多了之后，常常都忘了谁是谁的了。

记忆中的干妈们大多年轻漂亮，有着麻利的手脚和温暖的怀抱，每次见着都觉得特别亲。然而，三十多年的时光过去，经历了各种人事变迁之后，还在来往的不多了。有一个干妈，曾是我母亲最好的同学，后来家里出了变故，就远远躲开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有一个干妈，后来离婚去了重庆，我在重庆就读的大学就在她家旁边，七年中她每周末都给我做好吃的，有时还送到学校来，使我感觉特别有福。而这些干妈中，始终保持着联系的是粟干妈。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干妈是“撞”来的。

“撞拜起”是家乡一个很有意思的风俗，也称“拉干爹”。有的地方是在农历九月初九拉干爹，因为据说这天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日子也吉祥。我的家乡则是在雨水这一天。

天刚蒙蒙亮，母亲便起来给我准备“拉干爹”的东西：香蜡纸钱、将军箭（竹制的弓和三支箭，用红纸细细缠过了）、四个炒好的小菜、一瓶白酒、一个酒杯。这是“神仙”让准备的东西。“神仙”还告诉母亲应该怎么做：在雨水这一天，到释迦桥的桥头站着，不管是谁，看见就拉一个，但一定要记得，必须是在上午，必须拉往上坡走的也就是往西边都江堰方向走的人。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神仙”并没有解释。

上午八点多钟，母亲便抱着两岁多的我，由隔壁的王大妈拎着篮子相伴着来到了释迦桥桥头。乡下人起得早，这时街上已经开始熙熙攘攘起来。她们刚把东西摆下，就有一个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男人从东往西走去。母亲想要去拉，却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指使王大妈去。王大妈也有些不好意思，这一迟疑，人就走过去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二夫子老头，挑着两个篮子，缓缓走了过来。王大妈心想，此时不拉，更待何时，一个健步就跨了过去，一把拽住了他。我母亲心想，哎呀，年轻的不拉，拉了个老干爹。然而已经晚了，那边厢，我的干爹正不知发生了什么，窘迫得面红耳赤，欲逃不能。王大妈一把将我干爹拽到桥边，打开篮子，让他每样菜品尝了一下，喝了三杯酒，把三支将军箭射到了河里，点燃了香蜡和黄表纸，又让我拜了三拜。可怜我干爹平时被我干妈管得严，也没多带钱，翻遍了衣兜，找出了一块二，拿现成的红纸包了，给我做见面礼。之后，双方留了地址，约定了正式见面的时间，干爹便离开了。

三天后，我们去干爹家拜见他们。干爹雨水那天是到释迦桥给岳父母送节的——在我的家乡，每年的雨水、端午、中秋等重要节气，女婿都得给岳父母送节，所以也是赶巧了。干爹的家在县城边上，种了好几亩菜地，家境颇为殷实。干爹人非常老实，几乎不说话，干妈却是极其精明强干的女人，个子小小的，一张嘴能说会道。远远就打招呼：“哎呀，亲家母，你们来啦！稀客呀！”“你看我们家里，乱成这样，你们不要见笑哈。”“来来来，坐坐坐，喝茶。”整个屋子立刻充满了干妈热情的声音。我们拿出了见面礼：两斤刀头肉，两瓶白酒，一包白糖，一把干面，两根皮带。干妈他们也早准备好了礼物：一套白底红梅的瓷具，从大到小的几张盘子、几个碗，用红线紧紧地系着，金字塔似的。从此，逢年过节、婚葬嫁娶，两家就很密切地来往了。

我常常去干妈家玩，觉得干妈比我亲妈还亲。我妈老骂我，还经常打我，打完了让我跪在灶头面前，有时一跪一两个小时，没有她的允许不可以站起来。而干妈从不，干妈总是笑嘻嘻地夸我。小时候因为鼻炎老流鼻涕，冬天冷，鼻涕流出来，我刺啦一声又将它吸了进去，不一会儿又流了出来，干妈拿出一张手帕，狠狠给我一拧，说：“啊呀，鼻涕虫又跑出来了。”我就害羞地笑了。干爹也爱我，但干爹的爱是无声的。我超喜欢他们送我的那套瓷具，特别是最小的那个碗，总是用来吃饭，吃完饭还顶在头上玩，有次碗掉下来摔碎了，我哭得很伤心。后来去干妈家，不知怎么我妈说起来，大家只是取笑一番，也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干爹骑自行车出门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新买的白底红梅细瓷小碗，与原来的一模一样。

干妈家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比我大很多，然而都很忙。干哥哥当时十七八岁吧，忙着和干妈干爹一起种韭菜，施肥、喷药、割菜，两个干姐姐可能十五六岁，每天忙着缝鞋帽。从工厂拿回来的鞋帽成堆地堆在屋里，她们双手飞快地转动着鞋帽，双脚则上下踩动着缝纫机的踏板，在哒哒哒哒的声音中，鞋帽流水一样泻下来。她们也用缝纫机绣花：用画饼先画好花样，大朵的牡丹和芍药，也有翠鸟和鸳鸯，再用彩线填满。这个更需要技巧，她们手脚的配合有种特别的协调和节奏感，我坐在旁边，听着那哒哒声，看着她们的动作，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不一会儿，一朵大大的牡丹花就出现在了白色的丝布上面，鲜红的花瓣，碧绿的叶子，光彩夺目。

拜年我也最喜欢去干妈家，因为他们家的红包最多。当时一般人家给一毛两毛的时候，他们就给的一块、两块。干奶奶也很疼我，过年前就早早给我准备好了两张崭新的一元钞票。母亲让我拜年，那时是真的拜，我往地上一跪，砰砰砰三个响头，干奶奶一把拉起我，将那两张脆响的钞票塞到了我的手里。干奶奶带我去她的房间里，她的房间很小，暗暗的，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布，打开来，递给我几个带着糖霜的柿饼。柿饼又软又甜，听说干奶奶连自己的亲孙子都舍不得给。后来，干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在重庆读书，听说之后还很伤感了一阵。

我也喜欢干妈家的人去我家。但那时不懂大人有大人的事，每次听妈妈说：“再耍一会儿嘛。”我都会当真，以为妈妈也想留住他们。我就会使出我的留客绝招：哭、抱大腿、给自行车胎放气。抱住了大腿之后，他们总是挣扎不得，说又说不动，推又推不开。直到母亲说：“你让他们走嘛，他们回去还有事呢。”我才抹着泪放开。有一次干哥哥有事到我家一趟，走时才发现自行车的轮胎是瘪的，气针也找不到了。老妈大怒，眼看一个巴掌就要上身了，我只好把气针交了出来。天快要黑了，干哥哥哼哧哼哧地给车胎打气，又急又累，汗水顺着额头大滴大滴地滴下来。之后，好像，我再也没有干过这种缺德事了。

后来我读书了，两家人都忙，来往也没那么密切了，就过年走走。再后来，听说干妈得了脑瘤，人也有点疯疯癫癫了。我们去看她，两只眼睛已经被脑瘤压得变了形，一只大一只小，右眼是斜的，她看你时，还以为是在看别处。但她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那张嘴仍然能说会道，整个屋子里仍然充满了她的声音。医生不敢给做手术，她就吃了很多偏方。据说是吃了野芋头炖鸭子，竟然奇迹般地一天天好起来，只是眼睛始终那样斜着。

去年干爹去世的时候我在美国，没能参加他的葬礼，感觉非常遗憾。回来后，去看望了一趟干妈，她虽然仍斜着眼，精神却还好。他家的旧房子十多年前早被开发商占了，搬迁到了沱江桥边，干哥哥和干姐夫就在那里开了个冷淡杯，只做夏天五个月，卤鸭头、炒大虾、炒田螺、红烧兔……味道好极了，生意也好到爆，现在则主要是由干外甥在打理。店面非常宽敞，后面是她家原来的两亩地。我说，这里这么宽敞，你们可以种点菜啊。干妈说：“哎呀，打死我也不种菜了，那些年都整伤了。”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和姐姐散步路过她家店前，被干妈生生拉住了，非要留着吃晚饭。我们推辞了一番，只好坐下。吃完晚饭，干外甥拎出了一大包新炸的鸭头，让我们带走。

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又回到了抱大腿、给自行车胎放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