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盛转衰的西周统治，代代相传的逐步败落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似乎都遵循着兴、盛、中、衰的发展轨迹，西周也不例外。自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犬戎灭周，西周共历280余年，传11世12王。

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四世，是西周的兴盛时期，国力蒸蒸日上，各项典章制度日趋完备，使西周成为闻名于世的泱泱大国。

昭王以至夷王，为西周的中衰时期，这一时期西周对周边的战事仍然不断，继续扩大周的势力和影响。但不断的战事也不断消耗着国力，尤其昭、穆二世的出游远征，加剧了社会的消耗，各种矛盾、隐患已经潜伏在冰河之下。

厉王以至幽王为西周的晚期，王道缺失，王室衰微，荒服不朝，而厉王的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使西周颓势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其间尚有宣王的中兴，但终难扼颓败之势，至幽王时则因宠褒姒、烽火戏诸侯而亡国。

成康之世，国民享太平之世四十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淹死。昭王之后为穆王，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在位41年（一说为55年），有记载其西游昆仑而见西王母故事的《穆天子传》传世。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懿王，懿王传位于叔父孝王，孝王之后复传位于懿王之子夷王。

《史记·周本纪》载，西周王朝至昭王之时始显颓衰之势。昭王、穆王之时还是王道“微缺”和“衰微”，到懿王之时则是“王道遂衰”，以至北边的戎狄（匈奴）侵入中原，进入到京畿镐京附近。到了夷王之时，周朝更加衰弱，以至“荒服不朝”。随着西周王室权力的日衰，作为统治基石的奴隶制度也盛极而衰，走向历史的尽头。

夷王去世之后由其子胡继位，是为厉王。厉王好利，故执政之后任命同样好利的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即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利统统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樵采渔猎。“专利”是西周后期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奴隶制公田所有制的瓦解而出现的一种私有制现象。

到了厉王时期，“私有”的观念越演越烈，不仅“匹夫”、贵族专利，连天子也专利起来。“专利”虽然是西周后期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但是天子专利却非同寻常，它一方面因不符合周的王道政治而失去了贵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则使本已不堪赋税之重的广大民众又断绝了渔猎薪樵之源，遂导致“财力殚竭，手足靡措”“民不堪命”的局面。厉王的“专利”触动了各阶层的利益，尤其对国人的利益侵害最大。

国人即国都的平民，他们居住在王畿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如国家有难、废立君主、迁都等重要事宜，决策者都要在征询他们的意见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赋敛的有增无减，国人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沉重的赋役使得老百姓无暇顾及生产，无力供养父母和妻儿。而厉王的贪婪好利更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因此他们对厉王的不满也更加强烈。

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厉王从卫国请来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就把他抓起来杀掉。厉王的恐怖政策使得国人惶恐，不敢言论，路上相遇只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不再谤王，厉王很满意，为自己弭谤有方扬扬自得。有识之士召公曾向厉王谏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

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厉王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向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厉王的太子静则躲在召公家中。国人将召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召公交出太子静，召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静，才使得太子幸免一死。

国人暴动是一次以国人为主的、由广泛社会阶层参与的一场驱逐暴政的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

而厉王逃到彘后一直不敢回都城，于是人们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史称“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