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经济学(30)：从微观出不清市场到宏观周期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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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著｜
三十、被需求弹性“勒死”的交换货币数量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产品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特性是如何决定交换货币数量的。
大家都知道，产品价格（P）与产品数量（Q）的乘积，即为该产品进行交换所需要的货币数量（M）。
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需求曲线的走向成双曲线型，则有：
M＝P×Q＝常数
把这个双曲线型的需求曲线画于图36。可知位于这条需求曲线上的任何点，均可决定一个矩形面积。面积大小即是产品价格和产品数量的乘积，不用说其值即面积是恒定的。需求曲线的这种性质意味着产量的任何变动不会影响交换时所需的货币数量。
图36
我们再看紧贴E点的那条直线型需求曲线。这条直线与双曲线在E点处相切，即它们两者的斜率相同。而沿着这条直线移动的任何点，仅在E点处的矩形面积最大，而其他任何点所决定的矩形面积比之都要小。
上述结论得之于直线型这一特殊的需求曲线。实际上，任何一条需求曲线，当它与该双曲线型需求曲线相切于一点E后，其余部分均位于该线左下方时，以上的结论均成立：仅在E点处的矩形面积最大，而其他任何点所决定的矩形面积比之都要小。
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某一行业，如果其产品的最终需求曲线走向类似于图36中的直线，或者是处于双曲线型需求曲线左下侧的其他形状需求曲线，则其产品数量变动导致的交易货币数量，仅在由E点对应的最佳产量处有着一个极大值。偏离了最佳产量后，所需用的交易货币数量都小于它。
让我们回到当下正在研究的经济模型中。在第十二节“全部平衡行业简单再生产分析”中，大家已经得到全部产品交换的示意图（图12）。
那里描述着的是静态过程，但当我们分析不断增长且正在扩大再生产的动态体系时，所设想的理想情况是，所有产品参与纯交换那部分对应的货币数量，应该像一列整齐划一行进的队列，整齐地向上浮动，这样才能保证市场出清。其示意见图37。
但是，如果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行业的产品，它（们）的需求曲线恰巧具有图36中类似直线那种性质的话，则在“整齐划一行进的队列”中就会出现“掉队”现象，形成一个或几个有高有低的缺口（见图38）。因为需求曲线处于这种情景时，这几个行业生产产品的数量，不管是增加也好，缩减也好，其需要的交换货币数量，都会达致某个极大值后无法再往上浮动。
图38
结论是：交换所必需的货币数量，竟被需求曲线的需求弹性“勒死”了。（注：需求曲线弹性性质简单易懂，这里就不再说明了。）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原来已经出清了的市场，由于这些行业存在交换货币被需求弹性“勒死”现象，居然变得无法出清了。于是，本文最开始指出的一端产品堆积，另一端货币堵塞的市场出不清现象又无可避免地产生了。
当然，只要有这种现象发生，则货币转移、借贷转移、强制转移，以及投资转移机制都会启动，以尽力抹平出不清市场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
什么行业的产品最容易出现货币数量“勒死”现象？
让我们看看恩格尔是怎么说的。
19世纪中期，德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恩格尔对比利时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了收入增加对消费需求支出构成的影响，提出了带有规律性的原理，由此被命名为恩格尔定律。其主要内容是指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少，用于购买生存性食物的支出在家庭或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对一个国家而言，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
恩格尔系数由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来决定。
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图39所示即为我国1978年至2012年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动情况。
图39（来源：恩格尔系数，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1%A9%E6%A0%BC%E5%B0%94%E7%B3%BB%E6%95%B0/528483?fr=aladdin）
恩格尔系数随着人们富裕程度升高而降低，也可以说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而降低，由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猜测，农业和食品行业会有货币数量“勒死”现象。
一般来说，人们对农产品和食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随着产量的增加甚至会导致交换货币的减少。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的印象中，仅在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那三五年期间，农民年收入增速越过城镇居民。而在之后的所有年间，农民年收入增速一般均达不到城市居民，这和图39中1978—1985年这几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低（73.6减至62.9）比城镇居民（59.2降到51.4）更快相一致。换句话说，农业和食品行业货币数量“勒死”现象应出现在1985年以后那些年里。
其机理应该是这样的。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低得快，说明农民收入增长得快。而农民增加的收入用货币计量应是农产品丰收或价格提高，或两者共同作用。
而同时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低得比较慢，说明城市居民收入用货币计量增加得比较少。
此期间城乡居民之间发生的“纯”交换，意味着交换用的货币数量同时增加且工农商品产值齐头并进。
1985—1995年之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但那几年粮食均是增产年，但农民增产却没有增收。这就是因农产品需求曲线缺乏弹性的结果，也就是交换货币数量被它“勒死”的结果。
这时，我们期望的投资转移现象应该出现。
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城镇化以及加入国际分工逐渐开始并逐步深入，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从农村一步一步地转移到城市和沿海地区来。这就是最近三十多年来一直出现的农民进城打工现象。其背后的机制，就是在投资转移描述中，生产要素从农业中流出后，从而让可用于纯交换的农产品增多，以尽可能抹平市场存在的“出不清”现象。
不仅投资转移机制起作用，最终消费品层面上的强制转移机制也在起作用，尤其是“三农”问题凸显之后。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对农产品保护价收购，以及农业的补贴、专项扶持、优惠等等。总之，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解决农业问题的。
尽管如此，依我看农业和食品行业货币数量“勒死”现象还在起作用，导致货币转移机制一直在起作用，其表现就是农民纯农业收入低下，需要青壮年人员出外务工的收入补助家用，以及农村贫困现象未根本解决。
总之，货币数量“勒死”现象导致市场的无法出清，从而引起货币和商品在供需两端分别堆积，日积月累，在特殊情况出现时，有可能导致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非自愿存货堆满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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