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

大约从 1450 年到 1600 年的这一历史时期标志着中世纪向现代世界的过渡。它被称为文艺复兴，意为“重生”，它不仅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思想、风格和形式的复苏，而且指人们新生的对更加世俗化的生活的巨大热情，就像他们想象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所生活过的那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费迪南德·麦哲伦以及埃尔南·科尔特斯这些航海家和征服者们对“新世界”的探索和开发，与通往亚洲的商路的打通，产生了新的经济、新的富人阶级和对教会统治的教会大学和修道院之外的教育的需求。这种新生文化肇端于意大利，在此拥有最深厚的根基。正是在意大利，文学和艺术得以从 15 世纪晚期的市民们所认为的中世纪的虚假约束中解放出来。极具创意和天赋的艺术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包括画家（如弗拉·安吉利科、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雕塑家（多纳泰罗和韦罗基奥）以及建筑师（乔托和布鲁内莱斯基）。在政治方面，教廷权力的糜烂为雄心勃勃的君主们（如西班牙的查理一世、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和英格兰的亨利四世）以及富有影响的宗教改革家们（如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约翰·诺克斯和乔纳森·威克里夫）打开了通道。由于印刷机和排版技术的发明，这一时期艺术家和作家们的作品以及译成当地语言的《圣经》译本，首次得以为广大群众所接触。

为了更贴近内容特定旨趣，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在文艺复兴的末期，我们现在将其视为这样一个时期，亦即现代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摆脱哲学和神学对它们的束缚而实现了独立，一代科学英雄出现了，例如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1473—1543 年），他阐明了关于行星运行的现代形式的日心说；丹麦的第谷·布拉赫（1546—1601 年），他收集了一些天文数据，这些数据后来被德国的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1630 年）系统阐述为行星运行规律；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 年），他奠定了当代科学的基础；英国内科医生威廉·哈维（1578—1657 年），他发现了血液循环。

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不像同时代的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和探险家那样至今仍广为人知。但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两个互有联系的哲学进展应该说一说：人文主义的出现，以及重新阐述的新柏拉图主义和经过修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争论。

“人文主义者”一词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用来指称这样一些学者，其兴趣在于研究人性。这些哲学家热衷于人类事务：政治、制度、艺术、道德以及人的自由与尊严。一般而言，他们更关注道德哲学而非形而上学。他们从教会的专家手中夺回哲学并将之变为对世俗之人的研究。为此目的，他们极力提倡把古希腊罗马经典翻译成各种现代欧洲语言，并尝试用同样的本国语言（人民的语言）来撰写他们自己的著作。尽管有几个重要的人文主义者都是教士，但他们也致力于使哲学从传统基督教权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最终的力量是如此之大，甚至一些教皇也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五世（1447 至 1455 年间的教皇）。

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 年）通常被认为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奠基人。他被罗马诗人和演讲家如西塞罗和塞涅卡的修辞技巧和美学特质所鼓舞，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风格上反对经院哲学家的著作，他认为这些著作“野蛮粗俗、冗长迂腐、枯燥乏味而且不可理解”。“对于经院哲学家们的空话连篇以及沉迷于为争论而争论，他除了鄙视没有别的。”他攻击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迷恋，并把柏拉图吹捧为比亚里士多德更优秀的哲学家。

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有荷兰的伊拉斯谟（1466—1536 年），他的《愚人颂》巧妙地讽刺了经院哲学过分的高谈阔论，呼吁回到更简单、更令人快乐的基督教；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 年），他的《乌托邦》把柏拉图、伊壁鸠鲁和基督教的理论结合起来，描绘了一种理想的人类生活。意大利的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 年），他的《论人的尊严》赞美了人类自由和自我创造的能力；法国的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 年），他的极具影响力的《随笔集》以机智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怀疑主义哲学。甚至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 年）也曾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尽管事实上他的《君主论》一书并没有对“愚人的赞美”，有的是对操控政治权力的赞美。

文艺复兴早期的一个重大哲学争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古代作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谁具有更高的权威。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来说，更真实地预见到基督教真理的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呢？谁提供了可以为基督教教义提供哲学辩护的更好的体系呢？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文艺复兴运动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在这一时期还是有一种强烈的亚里士多德传统贯穿其间，但这是一种以新的形式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因为人文主义者是出于自身需要而宣扬他的。如果经院哲学家们对真实的亚里士多德产生了曲解，那么他一定要在新的时代里恢复其本来面目。意大利的各个大学把哲学当成医学的预科来教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所起的作用与其曾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作用截然不同。但是仍有许多以经验主义为依归的哲学家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特别是其人本主义化的新外表）比柏拉图主义更适于为基督教教义提供辩护。可是，正如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最先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都没有从经验主义发展到实验主义。他们仍然满足于被动地观察自然来确认固有的教条，而不是尝试去设计积极介入或证实的方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尤其是由马西里奥·斐奇诺创建的佛罗伦萨学院的新柏拉图主义，与其早期形式并不完全相同。它变得更加人文主义化了，但也更加完全基督教化了。早期的教父们推测柏拉图曾在游历埃及期间学过《希伯来圣经》。这种联系解释了柏拉图化的基督徒们所认为的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之间惊人的相似性，而在他们看来这种相似性是《圣经》中预言的应验。斐奇诺将柏拉图的全部 36 篇对话以及普罗提诺的《九章集》翻译成了拉丁语。而且他还翻译了被归在一位埃及教父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特名下的一部手稿，据称这部手稿表明了摩西式的智慧是如何被传给柏拉图的。这份文稿后来被发现是基督教早期的伪作，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大大增加了柏拉图在宗教层面的可信度。

中世纪早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基督徒们发现，不仅从字面意义上，而且寓言式地、秘传式地（发现各种层次的隐含意义）解释《圣经》文本都极有裨益。在文艺复兴时期，由斐奇诺、斐奇诺的老师红衣主教贝萨里昂（1403—1472 年）以及德意志的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 年）所信奉的柏拉图主义将同样的技巧运用于柏拉图本人的著作。这种解读使他们不仅从柏拉图的著作中找出了隐藏着的对《圣经》真理的暗指，而且通过解释，消除了柏拉图哲学的某些棘手部分，比如他对同性恋的明显赞同，他的共产主义，他的灵魂转世学说（根据这种学说，灵魂在肉体诞生之前就已经在灵魂的天堂中存在，在出生时进入肉体）。尽管新柏拉图主义有着神秘主义倾向，但在其文艺复兴的变体中，将可见世界中的每一个个别事物看成实在整体的微观摹本，从而避免了柏拉图的明显的超世俗色彩。于是，人们不仅不会把物质世界视为恶心的、丑陋的和罪恶的，而且可以欣赏物质世界的美景，甚至使之变得超凡脱俗。人文主义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甚至允许颂扬快乐和感官享受。或许可以说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一特征在文艺复兴的艺术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它使艺术成为似是而非的柏拉图式的东西，尽管柏拉图本人对艺术尤其是艺术的感性方面表示怀疑。

乔尔丹诺·布鲁诺（我们可以称之为文艺复兴最后的伟人），因为拒绝用宗教权威所信奉的正统观点来看待哲学问题，竟然被宗教裁判所于 1600 年 2 月 17 日烧死在柱子上。在对他的审判中，他说道，他只“按照自然之光，而不依照任何由信仰所规定的原理”来追求他的思想。他的罪状之一是信奉关于行星运动的哥白尼式的日心说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