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儒
伊斯兰教最早在唐代传入我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和平发展，并在伊斯兰教的决定性作用下，由多民族成分凝聚融合形成了回回民族，回回民族和伊斯兰教与汉民族和中国文化共生存同命运，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回儒
经过唐宋元明近千年中国化进程，四百年前的明末清初之际，为适应在中国的生存与传承发展，信仰伊斯兰教说汉语的回民，首先从回民聚居的陕西兴起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经学教育传承到第三、第四代时传到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培养出一批精通伊斯兰教和汉文“经汉两通”的穆斯林学者，带动了汉文译著活动的开展。
汉文译著回民称之为“书字译经”，早期汉文译著学者大都是经学四代，五代弟子，多为江南人，都是掌教一坊的开学阿訇，“书字译经”多是他们经学讲义的记录整理，多是浅显易懂的“经堂语气”直译，有“文言儒语”译著者也是“译义求达，不敢藻饰”，“不增己见，不减原文”，忠实原文原意，字斟句酌，不修饰辞藻，不掺杂自己的思想。以经学为主，汉文为辅，供本族本教回民内部学习伊斯兰教知识。
自王岱舆始，首倡“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主张以“文言儒语”和儒家文化的概念解释宣传伊斯兰教，主动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交流对话，以求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和包容。
王岱舆，南京人，祖籍中亚撒马尔罕人，祖上于明初来华，落居南京。自幼在清真寺学习经学，得名师传授，有学术渊源，对伊斯兰教有深厚的造诣；成年后才开始学习汉文攻读儒家及诸子百家经史诗书，对诸家学说都有深厚的造诣。他经学出身，却并未掌教一坊，不以开学讲经为业，专意著述。与同时期的其他“书字译经”学者相比，他的译著是“著述”不是“直译”，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思想。他站在伊斯兰认主独一的信仰立场上对儒家文化和佛道教文化进行了批判，并对当时回民伊斯兰教内部流传的偏离伊斯兰教正确信仰的思想也提出批判；同时他认识到儒家文化在精神信仰上与伊斯兰教并不排斥，有关现世社会的纲常伦理价值观上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相通不悖；他首倡“以儒诠经”和回儒对话，在准确理解掌握伊斯兰信仰基础上，以儒家文化的理念诠释伊斯兰；并首开回儒对话之风，请汉族儒家学者为作序，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进行交流与对话，以求主流社会能了解、认同和包容伊斯兰教。后赴北京，“尝会试旅于北京”，意在科举应试，以求仕途功名而未果，由此客居北京，著书讲经。他共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三部著作传世，都是汉文译著的代表著。客居北京期间，以其经著请教于京城官僚文人士大夫，与之对话交流，也曾与佛教僧人论道。曾得到个别汉族文人的认同和赞赏。儒士何汉敬在《正教真诠》叙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他的努力并未得到当朝上层官僚文人士大夫的广泛认同。
求功名而未果，求认同而未能如愿，后于客居北京期间于异乡寂然归真，葬于北京西郊三里河清真寺墓地。
王岱舆之后，有云南人马注，清初康熙时人。从小学习汉文儒学，秀才出身，曾在南明永历帝小朝廷担任过文职官员，南明覆灭后，以教书为业。曾师从云南儒学名士，汉文儒学造诣深厚，著有文集。康熙七年(1668)28岁时离家出游，经贵州两湖、河南，历时一年抵达北京，投于重视并延揽人才的宗人府安亲王门下，其学识得到亲王赏识，安排其在宗学任教习，教授汉文儒学。35岁时才开始学习研究伊斯兰知识，并且进步很快，对伊斯兰教学术造诣也很深，不久后就完成了《清真指南》的著述。
从其经历和史籍记述看他并未念过经学，没有学习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的伊斯兰教知识应该是从前人汉文伊斯兰译著得来，尤其是受到王岱舆著作的影响。他到北京时王岱舆已经归真离世三四十年，在京期间，他结识两位经学阿訇，交往密切，受经学阿訇的影响和传授伊斯兰教知识，开始学习研究伊斯兰教。
他的著述站在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立场上，认为佛、道教精神信仰上的虚幻空无，现世生活上违背纲常人伦，予以否定；认为儒家精神信仰上认识不清，不够完善，但儒家关于现世社会的伦理价值观与伊斯兰教有着共通之处，认为伊斯兰教“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未言后世”兼顾前世、现世和后世，最为完善，可补充儒家的不足。伊斯兰教与儒家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为世人所用。他的著述中强调了忠君思想，和伊斯兰教在明德修身、治国济世上的作用。他的《清真指南》是汉文译著重要的代表著。
他进京目的，本意在求功名。康熙六年(1667) ，康熙帝下令削藩，吴三桂深为震恐，密谋造反。曾在南明朝廷任职的马注关注时事，观察到吴三桂在云南的各种活动迹象，察觉云南会有变乱，“国将危而不去，与草木何异”，意在吴三桂叛乱之前，进京献言，也希望自己的学识和政治抱负得到朝廷的赏识，抱有很强的功名心理，对朝廷抱有某种期望或幻想。
他在京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康熙十八年( 1679) ，康熙皇帝在河北蠡城清真阁见到一本《古兰经》，诏清真寺的人讲解，整个蠡城竟无一人应诏。二是康熙二十一年( 1682) ，西域国使臣进献《古兰经》，康熙皇帝谕示礼部传诏京师内外能讲解的人，结果还是没人应诏。这两件事对他深有影响，激发了他向康熙皇帝进献《清真指南》的热心。
据其自述为元代著名穆斯林政治家圣裔咸阳王赛典赤十五世孙，他非常珍视这一身份。他以圣裔“西域至圣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臣赛义特马注”名义著有《进经疏》和《请褒表》两文，均收入《清真指南》中。多次寻求机会，欲进献康熙皇帝，“惟皇上详阅而采择之，则臣教幸甚”，希望康熙皇帝能看到他的《清真指南》，能够了解、重视和采纳伊斯兰教；也期盼康熙皇帝能向历代皇帝册封褒扬孔子一样，或像明太祖朱元璋褒扬伊斯兰教一样，颁旨褒扬伊斯兰教，褒扬至圣穆罕默德；当然也幻想着自己能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然而，“疏屡上而机未遇”，屡次上疏进经而未果，却始终未放弃却“进经”之心。他的《清真指南》曾经有的版本也刊印为《御览清真指南》，其实并非一定是皇帝看过，而是因其屡次进献的经历。
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并未能如愿，郁郁不得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旅居北京十五年之后，离开北京，经由山东德州、济宁、江苏徐州、扬州、南京、安徽安庆、湖北武昌、河南开封、西安、四川广元、阆中、成都，一路所到之处拜会结识经学名师，深入交流探讨，以《清真指南》求教各方，校阅序跋，诗文赠言，历时三年多回到云南。其中在南京停留近一年，结识了许多教内人士。尤其是与刘智之父刘三杰知遇甚深，刘三杰为他校阅、作序并赠诗文，他对刘三杰也深有影响。还结识了刘智的经学老师和舅舅袁汝琦，袁汝琦也为其《清真指南》作序赠言。这对后来的刘智学术成长和学术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刘智还是个孩子。
回到云南后，马注游历云南各地讲学，对《清真指南》不断进行修订增补诗文序跋，以《清真指南》分赠各地的穆斯林，以其《清真指南》和圣裔身份得到云南各地穆斯林的尊重，《清真指南》一著也在云南和全国广为流传。
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病于家乡郁郁而终，终年71岁。
马注之后，刘智成为汉文译著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成就尤为卓著。
刘智，字介廉，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南京人。为中国伊斯兰经学第七代弟子。自幼随其父学习经学和汉文。其父刘三杰经汉两通，曾为马注校阅《清真指南》，并为其作序和诗文，还曾作有《清真教说》一文。刘三杰深受马注影响，认为伊斯兰是“天下公理”，如果“不为天下人所共知”，就是我辈的责任，他自愧不能著书弘扬圣教，嘱托刘智完成遗志。他在刘智15岁时就英年早逝。后刘智师从舅舅袁汝琦学习经学。刘智继承父亲的遗志，刻苦攻读伊斯兰经学和汉文儒学，立志著书立说，弘扬圣教。他学成之后，并未像其他经学者一样，穿衣挂账，掌教开学。而是避居南京城西郊清凉山扫叶楼,博览诸家经籍，潜心读书著述，历时十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十几岁就完成了《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部著作。先是以书稿请教回民中的师友文人官员，校阅序跋，之后，刘智重走王岱舆、马注千里游学之路。康熙四十五年（1706）携带二著书稿游历山东，至北京，在京留居三年之久，拜会朝中官僚文人士大夫，与之交流对话，广泛征求意见，求作序跋。回到南京后，又经湖北至陕西游学，拜访教内学者贤达，寻求经籍。后再应时任宁波提督的回民黑鸣凤之邀，游历苏、杭二州至宁波，又得多人序跋。这时期，《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部著作先后由教内人士资助刻版刊印。
十年之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刘智应山东济宁回民邀请再次前往游学，就近到曲阜造访孔林，由儒家至圣先师孔子之备受尊崇，而深有感悟，萌生译著伊斯兰教至圣先知穆罕默德传记的志向。苦于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经籍资料缺乏，先后又游历苏州、安徽亳州、寿州，至河南开封，一路寻访关于穆圣生平的经籍资料，不意在开封朱仙镇寻得一回民家藏的阿拉伯文原本《至圣录》，内容详实，如获至宝而归。第二年就完成了他又一部最重要著作《天方至圣实录》，这一年，他56岁。52年之后，他归真12年时才由其亲友出资刊印出版。
刘智是汉文译著学者中学术成就最为卓著的代表人物，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的交流对话也最为积极广泛，为其《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作序的就有七人，都是进士出身的兵部、礼部、户部尚书、侍郎，翰林院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之类的高官硕儒。他们的序跋中对刘智其人其著，对伊斯兰教赞赏有加，其中兵部尚书鹿佑在《天方典礼》序言中认为“清真一教，不偏不倚”，“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弥补了儒家文化的不足，且认为刘智的《天方典礼》“可与六经并著天壤”。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徐元正《天方性理》作序：伊斯兰教“天方去中国数万里，衣冠异制，语言文字不同形声，而言性理恰与吾孺合。其言先天后天、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发前人所未发，而微言妙意视吾儒为详”。尽管如此，他的经著与王岱舆、马注一样，并未得到代表主流文化的上层官僚文人士大夫的广泛认同。
刘智也是学术经历最艰难最凄凉的一位。他经学毕业后不以经学为业，避居清凉山扫叶楼十年，潜心读书与著述，在当时被教内许多人所不认同，甚至“兄弟戚友”也认为他不务正业，“迂腐疏狂，去之远之不暇”，不与他往来。他没有经济来源，靠亲友资助接济，生活清苦，处境艰难，其《著书述》中自述：“生无同志，业无同事，即族属亲友且以予不治生产为不祥”，他的著述也是“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他的著作都是由教内亲友资助刊印。他的以“书语气”的“以儒诠经” 因与“经堂语气”的“书字译经”“不相合”，也引起“物议”，为教内一些人所不容，有人指其“反经易俗”，为此他辩解称：他不是“反经易俗”而是“反俗合经”，他的译著也不是为教内不识汉字的人作的，希望能得到世人的理解。
他一生“著书数百卷，已刊者什一”，流传下来不足十部。其中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天方至圣实录》是在他归真十多年后才由其亲友资助刊印。与《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部著作有很多人为其作序不同，完成《天方至圣实录》后连个作序的人都没有了。此后四十年，潜心隐名，默默而终。
以其对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坚定的伊斯兰信仰，积极与主流社会的官僚文人士大夫对话交流，竟得不到主流社会认同和族教内部理解，其心境可想而知。他享年96岁高寿，四十岁之前就完成了《天方性理》《天方典礼》，56岁时完成了《天方至圣实录》，此后四十年，除留下《五更月》《天方字母解义》《五功释义》《天方三字经》几本伊斯兰教启蒙知识的小册子外，竟再无著作！
汉文译著，源于经学，自明末马君实、张中、伍遵契、王岱舆等人起至刘智约百年时间，可谓“百年汉文译著”活动。经学在江南的传播，事实上已形成以“经汉两通”、“书字译经”为显著特点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派别---“江南学派”，只是这一派别并未能长久传承，随着后来回儒对话的失败，汉文译著活动一蹶不振，“江南学派”也不复存在。
汉文译著的兴起，江南及华北地区伊斯兰教内部对待“以儒诠经”和回儒对话也出现纷争，存在“经”“书”之争。历史上回民重“经学”，轻“汉学”，有“念经人”和“念书人”之分，“念经人”瞧不起“念书人”，“念书人”瞧不起“念经人”，甚至认为“多读书即远教之由”，至今回民聚居的西北地区中仍有这种“遗风”。
早期汉文译著学者对“书字译经”普遍持谨慎态度，提倡“经汉两通”，不赞成“习学汉文而不习经文”，认为“非用汉文不能启大众之省悟，纯用汉文又难以合正教之规矩”。提倡“经堂语气”直译，有文言儒语译著者也是“译义求达，不敢藻饰”，“不增己见，不减原文”，忠实原文原意，字斟句酌，不修饰辞藻，不掺杂自己的思想，“书字译经”实为“不得已”之举。早期汉文译著目的也是供本族本教“习学汉文而失学经文”的回民子弟学习了解伊斯兰教，不主张对外宣传。
王岱舆、马注、刘智几位学者把“经堂语气”直译的“书字译经”引向“以儒诠经”，把面向本族本教回民子弟学习伊斯兰教门转向回儒对话对外宣传，主动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对话交流，以求得主流文化了解、认同伊斯兰教，并期盼朝廷能够重视伊斯兰教。
对话与交流是不同信仰的民族与文化间增进了解、化解敌意，从而相互包容、和睦共处的生存之道。他们的举意，他们的所思所为无疑是正确的。儒家文化本不排斥外来文化，孔子思想中就有“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也正是如此，伊斯兰教得以传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传承发展。唐代中国，开放宽容，对世界各国文化兼容并蓄、敞开胸怀，许多宗教、文化和生产技术都是唐朝传入我国的。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气概，才得以开创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四方来朝”的大唐盛世。
然而，现实社会中，文明走向往往为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偏见所左右，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之下，使不同文明间表现出排斥和敌意，表现为亨廷顿所言“文明的冲突”，而冲突的并不是文明本身，而是不同政治利益和怀有文化偏见的人群。
回儒
王岱舆、马注、刘智几位学者伊斯兰信仰坚定，伊斯兰和儒家两种文化学术造诣精深，令人赞赏和敬佩。他们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进行的交流对话，尽管也得到个别一些官僚文人的应和与赞赏，但并没有得到代表主流文化的大多数官僚文人士大夫们的广泛认同，没有消解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对伊斯兰教本已存在的偏见与排斥。他们的“以儒诠经”回儒对话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最终归于破灭。
他们“以儒诠经”积极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进行回儒对话的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也正是一些官僚文人士大夫们对伊斯兰教诬告最频发的时期。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称“唯回回守其国俗终不肯变…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犷之习”，“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
康熙时期，就屡有汉族官僚以回民早晚礼拜和斋月“夜聚晓散”为由屡屡上奏诬告回民“图谋造反”。康熙帝为此曾微服私访清真寺，体察实情。康熙三十三年( 1691) 颁布上谕称:“朕评回汉古今之大典…汉官诸臣时享俸禄，按日朝参，而回教五时拜主赞圣，并无食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回也。通晓各省，如汉官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
雍正元年（1723），山东巡抚陈世琯上奏诬告:“回教左道惑民”、“聚众烧香，夜聚晓散”、“图谋不轨”，“不敬天地，不祀神祗，不奉正朔，不依节序，另定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雍正见奏当即曾降旨予以批驳。
雍正七年（1729）四月陈世琯再次奏，列举应查禁回教的四项理由，内容大致同前奏。
这期间还另有其他官僚也曾屡次上奏诬告:“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強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
针对这种情况，雍正七年四月雍正皇帝传谕：“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等既为国之编氓，即皆为国家之赤子。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益犹中国之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且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拜官受爵、荐登显秩者尝不乏人，则其勉修善行守法奉公以为良民者，亦回民之本心也。”
仅时隔一年，雍正八年署理安徽按察使鲁国华又上奏：“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不遵正朔，私记年月，不遵服制，平日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不知供奉何神。妄立把斋名目，违制异服。请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应礼拜等寺，尽行禁革，…将私记年月者，照左道惑众律治罪，戴白帽者以违制律定拟。”
针对安徽按察使鲁国华的奏折雍正皇帝批谕：“回民之自为教规，乃其先代相沿之俗，其来久矣，历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鲁国华所奏，甚属苛刻怪诞，…从前奏回民甚多，陈世倌于雍正元年便亦如此具折陈奏，朕曾切责。今鲁国华于朕已降旨通行训导回民之后，仍复如此陈奏，不知出于何心…此等条奏，非有挟私心报复之心，即欲惑乱国政。着将鲁国华交部严察议处。”将鲁国华撤职查办。
雍正时期陕甘总督岳钟琪和乾隆时期陕西巡抚毕沅都有类似奏折上报朝廷，但未像陈世琯、鲁国华被皇上降旨点名批驳。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由两江总督采进，《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中收录了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四库馆纂官在提要中介绍刘智其著时却对伊斯兰教妄加褒贬：“回回教本僻谬，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而根柢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四库全书》总纂官是当朝饱学之士、乾隆近臣纪晓岚，当时的官僚文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态度也由此可见。
标志着回儒对话彻底失败的事件则是清乾隆年间的一场荒唐的文字狱---海富润案。
海南三亚回民海富润，负笈千里远赴当时中国经学教育中心陕西关中求学，九年后学成返乡，一路所到经之处,投宿清真寺都有穆斯林“传经供饭”。途径汉口期间，留宿汉口观音桥清真寺，海富润因头染疮疹，头发脱落，未蓄发辫。在汉口停留时日，遇到在汉口清真寺旁开店经商的南京人袁国柞，此人是刘智经学老师也是舅舅袁汝琦的孙子，出资刊印了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等经著和南京人金天柱所著《清真释疑》，见海富润一念经学人，赠送他上述经著。
回儒
乾隆四十七年 (1782) 五月十一日,海富润到达桂林,住进旅舍,桂林知府衙门巡逻胥吏发现他初蓄发辫，“不僧不俗 ,形迹可疑”,即予拘捕。在其行李中搜出阿、汉文经书多种，或抄录或自购或沿途教人所赠，其中有《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清真释疑》等汉文译著，上报至广西巡抚衙门。尤其是《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书，广西巡抚朱椿认为：“其书名《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在中国,只有“至圣先师”孔子才能称“至圣”，只有皇帝饮食起居的记录才能称“实录”，对回民的“至圣先知”穆罕默德竟也称“至圣”、“实录”,实属大逆不道，《实录》有称“穆罕默德为天下古今至贵之一人也”等内容，朱椿也指责“狂悖荒唐”，应逐一究明，从重案拟治罪。经严刑审讯 , 海富润供述自海南三亚赴陕西求学经历，及学成返乡途径湖北、湖南、安徽、广西一路所留宿的清真寺，所传经供饭之人。朱椿如临大敌，如获至宝，一面迅速发文通知江南及陕西、广东、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各省，凡涉及《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书著述者、作序者、刻印者、传赠者都要缉拿查办，所有经书及刻板均予查缴，“解京销毁”。一面奏报朝廷，并将所查缴的经书名目概要列清单“恭呈御览”，以沽誉邀功。一时间牵动九省，缉捕多人。远在天涯海角三亚的海富润父兄家人也被缉拿讯问。江南巡抚闵鹗元接到咨文后训令江宁、镇江、松江三府，严加查办，并令将出资刻印并赠经书与海富润的袁国柞和刘智及《清真释疑》著述者金天柱缉拿归案。殊不知此时刘智及金天柱均已去世归真。
乾隆皇帝见到朱椿奏报，即降旨训谕：回民经典“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并就《天方至圣实录》一书御批：“穆罕默德乃西域之国王，此《实录》记载其事，原依西经用汉文译出，文虽鄙俚，其内深理，尔岂能尽悉”，“此书大概揄扬穆罕默德之贵，何得指为狂悖？”并传谕朱椿和陕西巡抚毕沅等地督抚此案不必查办。可朱椿等各地官员并未遵旨及时停止查办此案，致年逾七旬的袁国柞，在乾隆皇帝传谕此案不必查办之后仍被缉捕，惹得乾隆帝连发几道圣谕，严斥朱椿此案不经查明“率行分咨查办，冒昧之咎，亦所难辞”，“所办殊属过当”，“致年逾七旬之人无辜受累”，“此案非寻常错谬可比”，“实属荒唐”。责令“将拿获各犯，解放回籍，所有起出书籍板片，悉行给还”，着将广西巡抚朱椿“革职留任”，“交部察议”。
好在康雍乾三帝圣明，使伊斯兰教免于被禁绝，得以继续在中国传承发展。这场荒唐的文字狱虽幸赖乾隆皇帝的干预得以有惊无险地平息，但经此案之后不仅是汉文译著活动从此一蹶不振，江南地区的经学及教门也从此逐渐走向衰落。
介廉大师刘智曾经致力追求的回儒对话虽惨遭失败，但其传世的经典之著却是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几百年来深受中国穆斯林的珍视，一直被当做“经”珍藏，介廉大师也一直深受中国穆斯林的敬仰，至今仍尊称为介廉巴巴。南京清凉山的刘介廉墓至今每年仍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的祭扫纪念。
清末民初，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回民领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全国各地率先于清真寺创办“清真小学”，成立回民文化团体，创办清真报刊。中国回教问题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方向，经学教育、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民国时期诸多国内外学者对王岱、马注、刘智的汉文译著推崇备至。民国时期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对中国回教颇有研究，作有《明末清初之回儒》一文，最早把汉文译著学者称为“回儒”，对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活动评价甚高，誉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其实，此说言之过誉，王岱舆、马注、刘智们对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的确造诣精深、成就卓著，但汉文译著和回儒对话却并没有给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民带来复兴。
回儒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先生对王岱舆刘智的给予高度评价：“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更多独到的洞见，其学术成就至今无人逾越”；“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他们“对伊斯兰教和儒家的造诣，今日之学者，也难以企及”。
但他们把王岱舆、马注、刘智这些汉文译著学者称为“回儒”，把“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称为“回儒交融”“回儒会通”，则是一种误读。其实，王岱舆、马注、刘智们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回”，只是兼通儒学。他们从未自认为儒，他们同时期也从未有人称其为“儒”；与儒家对话交流，是“回”与“儒”的对话，他们是“回而非儒”；他们“以儒诠经”，并未“以经附儒”，只是借用汉语和儒家文化概念向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解释和介绍伊斯兰，他们所阐扬的是“不偏不倚”的伊斯兰教，“不敢稍违”《经》、《训》，并未融入儒家文化的思想理念；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对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也是向来陌生，不屑一顾，也从未从伊斯兰文化中汲取融入什么思想理念。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人伦五常：君臣-父子-夫妻-昆仲-朋友中，君臣之道为首。而刘介廉却按伊斯兰教信仰理念认为真主至上，“有天地而后万物生，有男女而后人类出，故夫妇为人道之首也”；伊斯兰的人伦五典：夫妻-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将夫妻之道列为首位，君臣之道列为第三位。(【天方典礼】卷十《五典·总纲》)。这在君者至尊的儒家文化看来是大逆不道！
如此，何来“回儒交融”、“回儒会通”？
近年来，国际国内的大气候下，中央提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宗教政策，一时间，一些地方推出反“阿化”、“沙化”，反“清真泛化”和“宗教极端”的极端政策，强调“宗教不能干预教育”，“宗教不能干预生活”，禁止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穆斯林注重食品用品的“清真”被认定为“清真概念泛化”，“清真”标识都要被拆除；穆斯林正常的礼拜封斋宗教活动和衣装服饰也被认定为“宗教极端化表现”，并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要坚决抵制；甚至清真寺建筑都不是圆顶，要拆除整改为中国化。
一些别有用心的体制内反伊斯兰学者文人幸灾乐祸，看准了政治风向，以“爱国”的面目在媒体网络媒体上乘机兴风作浪，危言耸听地煽呼：“中国西北日益严重伊斯兰化”，“教法大于国法”，“宗教干预法律”、“威胁国家安全”...，仇回、辱回、驱回、灭回的极端言论在网络上泛滥。
一些惯于歌颂迎合指鹿为马的体制内穆斯林学者为迎合“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政治需要，也纷纷迎合附庸，以“以儒诠经”和回儒对话为噱头，肆意炒作，各类学术研讨会纷纷登场。什么“回儒精神的新时代价值”、“回儒会通是实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回儒---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道”，“以儒诠经与伊斯兰教本土化”…。把几百年前的先贤古人拉出来为如今的政治服务，硬是把他们说成“儒”，把汉文译著说成什么“回儒交融”，硬是能从中挖掘出“忠君爱国”思想，从而演绎出“爱国爱教精神”来。分明都是些学中之“术”！
为了迎合“爱国爱教”这一政治需要，穆斯林中一些委员代表阿訇们和穆斯林学者们挖掘出“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不服从政府就不是穆斯林”这样的伪圣训来，各种会议活动上和清真寺大殿上言必称“爱国爱教”，似乎不高喊“爱国爱教”就是不爱国的表现。什么“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甚至竟有“爱国爱教”的阿訇喊出了“国家高于安拉”的口号，把“爱国爱教”推进到最新的境界。
中国穆斯林历史上从来不乏爱国传统，无需这样表演“爱国”！佛庙道观就不需要这样，同为中国人的汉民就不需要这样表现爱国。这“爱国爱教”是专给老回回们量身定制的？这纯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余毒阴魂不散！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爱国爱教都是演给人看的，就像演艺界的戏子，最爱高喊爱国，却一个个的都把在国内非法敛取的巨额资金非法转往美国，购置豪宅，办理移民，贡献给美国，却又一个个在国内当着委员代表每年两会上继续表演爱国，继续疯狂地敛钱。
如今这“爱国”怎么表演的这么无耻！
什么“国家高于安拉”、“国法大于教法”之类荒谬的伪命题纯属别有用心。与安拉比高低，拿教法比国法，这哪跟哪呀？完全是两类不同性质和范畴的问题，风牛马不相及，毫无可比性。在中国，伊斯兰教法与国法从不对立冲突，国法也从未限制教法，教法从未干预国法，中国的宪法和各项法律明文规定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回民并不是从一个外来的民族，它是外来的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在伊斯兰教的凝聚作用下与主要是汉族等非穆斯林民族融合，经过上千年漫长的中国化过程，最终形成的一个中国特有的民族。明末清初之际，王岱舆马注刘智等汉文译著学者借用“清真”一词，赋予其真主“清净无染”、“纯真唯一”的属性，准确概括了伊斯兰教的精义，从此成为中国独有的伊斯兰的汉语代名词。回民是地地道道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清真”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典范。论族源成份，回民的族源最早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后来的中亚各族，但族源成份占比最多的还是汉族。看看回民的汉语、汉服、汉姓名，看看回民这张汉人面孔，回民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中国就是回民的祖国！早在明明代穆斯林就已完成了中国化，只保留了伊斯兰信仰。还要怎么“中国化”？再“中国化”就只能是放弃伊斯兰教信仰。
佛教是外来的，中国人可以信仰；基督教也是外来的，中国人也可以信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创立的，一样可以一统中国；同样是中国公民，回民信仰伊斯兰教怎么就不行？
要穆斯林服饰中国化，是应该穿回汉服唐装还是长袍马褂？西服、夹克、T恤衫那可是西方舶来的，就连那中山装也非出自中国。如今满大街中国女人们露乳装露脐装吊带背心齐B短裙，没人认为有伤风化，不以为丑，反为时尚，那可也是西方舶来的垃圾，不是中国的。穆斯林妇女为了遮蔽女性的羞体，保护女性的尊严多穿了些倒成了陋习，就成了“宗教极端表现”、“妨碍了文明社会”。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从裸露身体到穿上衣服遮蔽羞体，还是返回到裸露？
同样是留胡子，导演、画家及卖唱的歌手留胡子就是个性，是艺术家风度，穆斯林留胡子则就是陋习，是“宗教极端表现”，要强令剃除，出入车站机场甚至酒店都会受到盘查。不知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克思、恩格斯返世来到中国会不会也受到盘查，送进“学习班”。
以“中国化”为由，强迫穆斯林把“爱国爱教”喊在嘴上，挂在清真寺墙上，限制和禁止穆斯林正常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违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就是祸国乱政！
历史上，回民从来不乏爱国传统，从来都是“争教不争国”，没有自己的政治要求，谁当皇上都做忠臣顺民，谁当政就服从谁，就为谁效力，只求能保守自己的教门。历史上回民也一向是“舍命不舍教”，谁灭我教门，就敢把一腔子血倒给他！每个朝代，回民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之中，各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国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远不赘述，自清末民初，被孙中山誉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四川保路运动中，和辛亥武昌首义中都有回民积极投身其中；中共领导的革命中也曾有清真学堂里走出的中共早期革命家马骏，也曾有回民创办成立“回民苏维埃”。民国时期，马麒马步芳父子在北洋政府已弃之不顾的情况下，积极抵制英国策动的西藏分离活动，出兵藏区，后并发起青藏战争，粉碎了西藏分离活动；1934年，回民将领马仲英在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挥兵粉碎了新疆第一次东土耳其斯坦独立。以致至今仍有一些藏民和维吾尔人对回民心怀记恨，每当藏区和新疆有个什么风云际会，提出的口号往往是“驱汉灭回”。没有马麒马步芳父子，难说现在西藏和青海四川藏区还在中国版图内，没有马仲英也难说新疆现在会怎样。对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回民马家军功不可没。可如今，人们却只记住了马家军剿杀西路军。两军交战各为其主，马家军当年剿杀西路军也是奉国民政府之命，并非与共党有什么私仇，国共合作之后马家军也释放了部分西路军俘虏，还曾从西路军俘虏中挑选出两千多人编入马家军骑兵师派赴前线参加抗日，扬名抗日战场。当年手上沾满比马家军更多共产党人鲜血的国军将领如今都已成为抗日爱国将领，不再称“匪”，而马步芳、马仲英如今仍然是“匪”。
在如此大气候之下，穆斯林中的一些削尖了脑袋往体制内硬挤的无知无耻的名利之徒，浑然不识大局，竟也拿刘介廉和其汉文译著来跟风炒作。整出什么“介廉学”、“介廉书院”、“刘介廉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的名头，也在高喊着“回儒融合”，迎合附庸“中国化”。拿刘介廉当卖点炒作营销，网上筹款，翻印出版刘介廉天方系列经著，然后八方推销，谋取利益。甚至还推出什么“介廉·五更月系列茶具”，贴上介廉大师的标签营销售卖。一些个本是追捧戏子明星的红粉佳人们也拿刘介廉当时尚，附庸高雅把玩一番，聊以洗刷肉饱酒足之后的油腻，把时下中国社会流行的恶俗之气在介廉大师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敢问你们看得懂刘介廉吗？
这些都是对介廉大师的不敬与亵渎！
结果，那些个高喊着“爱国爱教”，迎合附庸着“中国化”，打着教门的旗号，贴着“介廉”的标签敛钱的网站和公众号们，也一样被封了号，断了他们那爿小店的财路。
介廉大师的家乡江南大地，曾经回民人口众多，教门兴盛，经学发达，名师辈出，如今江南的回民和教门哪去了? 老夫子天堂有知会从坟坑了坐起来指着你们的鼻子斥骂：“你们这些不肖子孙，把我的教门弄哪去了?!”。
1905年，新文化运动中，36位留日的回民青年在东京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在其会刊《醒回篇》上曾呼吁回汉民族“各是其是非其非”，“与不同之中而求同”。
1990年，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在日本演讲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民族文化文化相处的十六字“箴言”。
这是一种多么和美的境界，也是回汉民族共同向往的理想。
中国穆斯林衷心祝愿祖国发展强盛，国泰民安，我们渴望着唐宋时期那样风清气正的政治制度和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我们渴望着康熙雍正那样圣明宽怀的君王，我们期盼着主流文化的认同，我们向往着与其他民族和睦共存，渴望着与其它民族公民同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益。但这在如今看似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