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为什么几千、上万人的小区总是斗不过几十人的物业公司
左传、春秋慕其名久矣,却不得其门而入。熊逸不虚盛名,短短五篇文章就把两本中国文化经典的脉络清晰的展现出来了。
熊逸《1.1丨从赵盾弑君案看《春秋》和《左传》的基本读法》
1. “夜读《春秋》”是评书演义塑造关羽忠义形象的手法,正史里的关羽爱读的并不是《春秋》,而是《左传》,它所对应的是关羽在正史里的形象。
夜读《春秋》,这是《三国演义》为关羽打造的经典形象。关羽为什么总是夜读《春秋》,负责任的评书艺人会搬出孟子的话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亲手编订《春秋》,此书一出,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一切乱臣贼子都会胆战心惊。所以“夜读《春秋》”是为了凸显关羽的忠义形象,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和白脸的曹操划清界限。
2. 儒家典籍可以分为“经”与“传”两类,它们的关系大约可以看作教材与教辅的关系。
儒家经典可以分为经、传两类,大约是教材和教辅的关系。《春秋》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部编年史,但古人将它尊奉为经,当作意识形态的最高纲领;《左传》是一部记事详细周密的史书,史料价值远远高于《春秋》,甚至可以说没有《左传》就读不懂《春秋》,但它在儒家系统里地位很低,属于“传”的一种,只是帮助人们理解《春秋》的一部教辅。
3. 《春秋》极简,《左传》丰富,不借助《左传》很难读懂《春秋》。
按照传统的说法,《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文献修订、整理而成的。以今天的概念来看,可以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简史加国际关系简史。“简”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每年只记几件大事,每件事只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开篇第一年记事的原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fǔ)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凡此种种,如果换做白话,全书可以说基本都是以下这种模样:某年某月,某国领导来我国访问;某年某月,我国领导到某国访问;某年某月,某国攻打某国,赢了;某年某月,某国攻打某国,输了;然后,一年就这么结束了。无论是例行公事的寻常安排,还是轰轰烈烈的宏大事件,都这样被一笔带过,从不交代前因后果,也不去评论是非曲直。一部《春秋》就这样寡淡淡地编年记事,前后二百四十二年,这段时间就因为这部《春秋》而被称为“春秋时代”。
……
《春秋》讲一件事,无论多大的事都是一语带过,而《左传》讲同一件事往往就是千言万语,不但“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尾”记叙文六要素一应俱全,而且还会交代事件的背景,渲染人物的对话,甚至夹叙夹议,引入第三方的评论,那是怎样一个活灵活现,怎样一个千回百转,让读者看得心潮澎湃,欲罢不能。
4. 由董狐以来的“直笔”写史传统追求的是政治正确,而不是客观真实。
1943年9月1日,多么晚近的日子,《新华日报》刊发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掷地有声地说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
但是,董狐究竟是如何直笔的,赵盾究竟是如何胆寒的,如果我们较一下真,查阅《春秋》原文,却只能找到简单的八个字:“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熊逸《1.2丨一切源于《左传》》
1.《左传》因其丰富详实的战例成为历代名将爱读的兵书。
评书演义塑造关羽“夜读《春秋》”的形象,是为了凸显他的忠义;正史记载关羽爱读《左传》,表示他有着武将最为必要的军事修养。
……
爱好《左传》的将军史不乏人。东汉开国名将冯异和南朝名将羊侃都是兼爱《左传》和《孙子兵法》的,因为打败侯景而名动天下的王僧辩也是著名的《左传》爱好者。最著名的人物要数西晋名将杜预,他是灭蜀平吴、结束三分天下的重要功臣。
2.名将杜预所著的《春秋左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的第一经典。
杜预人称杜武库,这是形容他学识渊博、干练多能,胸中就像武器库或储藏器物的仓库一样无所不备,是一位机器猫式的奇才。今天的《大学语文》收录有王勃名文《滕王阁序》,其中有“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是恭维当时在座的王将军,很巧妙地把他比作杜预。
杜预平生最爱《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这当然比烟瘾、酒瘾高级多了。他还精心为《左传》作注,写成一部《春秋左传集解》,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左传》注本。唐朝官修科举教科书,《左传》部分用的底本就是杜预的注本。所以诗圣杜甫在当时很是得意,常常炫耀自己是杜预的十三世孙。只不过今天环境变了,介绍杜预的时候反而要说他是杜甫的十三世祖了。
3.从《左传》入手,理解传统经典和中国历史可以高屋建瓴、事半功倍。
汉代官学权威刘向梳理过《左传》在汉朝以前的师承脉络:左丘明传曾申,曾申传吴起,吴起传给儿子吴期,等等等等。
吴起的名字格外引人瞩目,他是和孙武齐名的兵法大师,是一位百战名将兼政治改革的名人。古籍成书往往既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人之手,所以《左传》是不是经过了吴起的统筹呢,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怀疑。
我们今天读《左传》,当然不会再怀有军事动机,但《左传》对我们的意义可能会比它对关羽、冯异、羊侃、王僧辩和杜预的意义更大,因为它是理解中国传统,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第一块敲门砖。
想起万维钢《一个神人的世界观》里一段话:
指引我们行动方向的,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恰恰是我们的历史包袱。
沃尔夫勒姆说,我们之所以觉得我们的信息比一堆空气分子更有价值,其实只不过是历史的产物。
这听起来非常抽象,我编个故事你就明白了。有个人,从小在农村长大,身上有些随地吐痰和吃饭发出很大响声之类的小毛病。但是他聪明而且勤奋,一番拼搏之后成为百万富翁,并且跻身上流社会。他认为自己身上的小毛病都是历史的产物,需要加以改正,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于是现在的他非常懂得社交礼仪,还对红酒很有品位。
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禅师,就问禅师:“我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农村的穷小孩了,我改掉了历史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是上层社会的一员,我是不是更像个纯粹的人了?”
禅师回答:“你所说的上层社会的习惯,吃西餐和喝红酒的礼仪,其实是欧洲历史的产物,你并没有摆脱历史,你只是换了一种历史罢了。”
沃尔夫勒姆说,排除历史的因素,人类文明并不比一袋空气高级。
……
作为一个社会人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孤立的存在,所以每个人都有对自己民族历史追根溯源的本能吧。
很多学者开列传统经典书目,都会把《论语》作为第一本书。《论语》的确在今天名气最大,也好读得多,但问题是,如果不读通《左传》,就很难理解《论语》。《左传》在传统典籍中最有高屋建瓴的意义,两千多年历史中的许多沿革、争议、改变,从风俗到立法,从秦朝郡县制到明代大礼议,甚至从中国的夷狄论、文学观到日本的武士道,都可以一路追溯到《左传》的世界。
4.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的周礼究竟是什么样子,《左传》给出了最丰富的线索。
5.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都可以从《左传》里边看懂原委和症结。
熊逸《1.3丨《左传》的青萍之末》
1.春秋时代的社会和秦汉以迄明清的社会非常不同。
《左传》所描述的那个春秋时代,无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风俗道德、言谈举止,甚至细小到对一个人的称谓方式,都和秦汉以后的社会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古人比理解爪哇国人还要障碍重重。而这些难点,其实也往往都是重点。
试举一个简单的称谓例子:孔子姓什么?正确答案是:姓子。子姓衍生出若干分支,其中一支以孔为氏族名,孔子就是孔氏的第六代。以现代概念而言,姓是一个人的根目录,氏是姓的分支,从一个姓里可以分出很多个氏。姓是血缘符号,氏是家族分支符号。周代有“同姓不婚”的传统,两家人如果不同氏而同姓,是不可以缔结婚姻之好的。
当时的姓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简直少得可怜,氏却越来越多。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氏都比姓来得重要,这正如在现代社会里,住址往往比籍贯对一个人更重要一样。所以姓在不知不觉间便从历史舞台中消隐下去,氏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我们今天概念中的姓。汉朝人就已经不太分得清姓与氏的差别了,哪怕博学如司马迁,在《史记》里介绍某人的时候也常常说他“姓某氏”,完全将姓与氏混为一谈,将氏直接当作姓来使用了,“姓氏”一语的涵义从此转变。
2.封建制是一种基于宗法关系的逐级分封、化大为小的政治格局,和我们惯用的“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要知道那是一个文字草创、交通不便、荆榛遍地的时代,治理广土众民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理解,后来《老子》之所以提倡一种“小国寡民”的政治格局,不失为一种很实际的考虑。
治大国,这在两三千年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远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详细论证城邦的适宜规模,认为值得追求的是疆域和人口的自然而合理的限度,太大或太小都不像话。
果然,亚历山大大帝的开疆拓土是保持不住的,很快便分崩离析。即便当古罗马进入辉煌的帝国时代,奥古斯都也意识到太大的疆域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得不偿失,于是为继任者订立政治遗嘱:“建议他们永远只求保守住似乎是大自然为罗马划定的战线和疆界之内的那一片土地:西至大西洋边;北至莱茵河和多瑙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南边则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带。”(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周朝开国者的办法是:治大国不妨化大为小,把子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分封建国,这就是“封建”。周天子和同姓诸侯一般都是叔侄关系,和异姓诸侯一般都是甥舅关系,诸侯和大夫们又在原有的亲族关系上不断联姻。之所以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国际战争”很少有你死我活的打法,双方各有限度,各有节制,全没有战国以后的血腥味道,这是因为一来大家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谁对谁都不是鬼子或异教徒,二来参战是贵族的特权,军队主力是最低一级贵族“士”——这就是“士兵”一词的来历,只有“士”才有资格当兵——“士”打仗要遵循一整套优雅的贵族礼仪,秉持一种很不接地气的贵族精神,死缠烂打的都是流氓,由此衍生出中国的士文化和日本的武士道。
读者评论:
突然想起了现在的一个例子:为何在大公司工作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多的仪式,简单做好本职工作就好;而靠大量小团队聚合而成的直销/微商,就要不断的聚会/培训/嘉奖/团建。这可能是因为,直销模式是一个回到了“封建”的组织模式,大家都各自独立,各自为王,不像大公司那样“中央集权”。
3.儒家学问最难学的既不是《论语》的“仁”,也不是《孟子》的“义”,不是任何高大上的政治哲学理念,而是那些实实在在的、繁琐到无以复加、令人生畏的仪节。
在封建制里,分封是一种逐级向下的金字塔结构。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国一国之内还要再做分封。大夫,也就是元老级的贵族,不但有采邑,甚至还有私人军队。正是在这样的逐级分封的封建关系里,《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才是合理的,管好一个贵族之家不亚于治理一个小国,有齐家的能力也就可以试着治国了。上至周天子,下至最低一级贵族“士”,家族关系才是政治关系的本质,“天下”是靠一整套宗法制度维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儒家礼学最重视丧礼——给怎样关系的亲戚服什么规格的丧,丧服要怎么做,仪式要怎么搞,细小到衣服边要怎么缝,哭要怎么哭,跳要怎么跳,一大套的繁文缛节,一丁点错误都不能犯,这是因为复杂的宗法关系必须仰赖复杂的丧礼来维系。这套礼仪,做过度了就容易造成僭越心理,做不足了就容易涣散凝聚力,所以才要格外讲究既不过分又不欠缺的中庸之道。
吴伯凡《中庸之美》一段读者评论对中庸的解释:
巴菲特老爷子对股票市场的策略可以说是一种中庸。不管外界怎么看,老爷子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收到外界干扰的(别人恐惧我疯狂,别人疯狂我恐惧)。但老爷子也绝对不是坐苦禅,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在动态中改变自己的规则。(老爷子后来买了苹果的股票)
……
《左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蔡国为国君蔡平公举行葬礼,新继位的太子朱在葬礼仪式上站错了位置,站到了一个较为靠后的位置上。鲁国派去参加葬礼的大夫回国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鲁国贤人叔孙昭子,昭子叹着气说:“蔡国大概要灭亡了吧。就算不亡国,这个新国君也一定不得善终。《诗经》不是说嘛:‘不解(xiè)于位,民之攸墍(xì)’,这位新任国君刚刚即位就站到卑位上,看来是保不住他的君位了。”
杜预为《左传》作注,说所谓太子朱站到卑位,是不以嫡庶排序而以长幼排序的结果,让庶兄站在了自己的前边。
嫡庶之分是周礼的一大核心。贵族一妻多妾,妻子生下的长男称为嫡长子,拥有天然的继承权,妾生的儿子称为庶子,庶子即便比嫡长子年长,也没有继承权,在仪式上必须排在嫡子之后。排序一出问题,往往就预示着国家或家族的动乱。中国人最容易理解这个道理:重要人物的出场排序只要稍稍有点变化,各种猜测就会风起云涌,人心就会不稳,野心家就会蠢蠢欲动。后来这位太子朱果然丢掉了君位,逃亡到外国去了。
退一步说,即便太子朱顺利接班,蔡国上下一团和气,葬礼排序的错误只是无心之失,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那又如何呢?对这个无心之失,人们只要看在眼里,就会疑上心头,信心的动摇很容易就会导致局面的变化。
所以,再复杂的繁文缛节也必须保证全程不出任何闪失。儒家学问最难学的既不是《论语》的“仁”,也不是《孟子》的“义”,不是任何高大上的政治哲学理念,而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繁琐到无以复加、令人生畏的仪节。
今天我们还会在一些小城市和农村见到繁复的丧葬仪式,源头就在这套周代宗法制度,只不过今天的仪式无论搞得再怎么像模像样,原本的政治意义早已经荡然无存了,任何人再没法靠它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4.儒学诞生于周代封建制的土壤,和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社会完全无法合拍,而儒学与孔子偏偏是在集权社会里得到高度推尊,各种风浪由此而生。
儒家学说就是在周代这样一种封建土壤里成长起来的,秦汉以后废除封建制,改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修齐治平”就没了着落,旧理论和新社会越来越不合拍,于是我们会看到有三种情形贯穿秦汉到明清的历史:一是不断有儒家学者号召恢复封建制,引起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二是儒家学者会做出另外一种努力,把旧理论重新解读,让它适应新的社会格局;三是即便有哪位皇帝真想以儒家学说治理天下,最后也不得不外儒内法。
后人每每讥讽儒家礼学繁琐迂腐,殊不知这些繁琐迂腐在那个以宗法系统维系的封建制里自有其特定的合理性。只是当宗法解体、封建消亡,社会结构变了,再固守那套周礼就难免显得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了。吊诡的是,也恰恰是在社会结构巨变之后,儒学才被奉为经典,孔子才被尊为圣哲。经典的文献是不刊之论,圣哲的言语为万世垂法,儒学和现实这才总是有矛盾重重。源自小社会的体制与伦理被郑重其事地施行在大社会里,激起的风浪直到今天依然余波未息。
吴伯凡在《本周问答丨为什么做坏事容易,做好事很难?》中分析秦朝为什么仅历二世即亡,也是小社会体制不适应大社会环境的结果:
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比如说秦朝,最近《大秦帝国》这个电视剧很火。这个大秦帝国的历史很有意思,它从一个非常边缘的小部落慢慢地成长,成长了500年最后才成就帝业,从坐上老大的位置到灭亡用了14年的时间。经常会说秦朝的系统就是迅速崩溃,它怎么会那么快的崩溃?我们知道秦朝的法律是非常严的,秦始皇做了很多很多的风险防范措施,他把全国的金属,除了必须的农具之外,这个金属全部收集起来,在咸阳铸成十二金人,也就是说老百姓制造武器的原材料都没有了,这应该说做的风险防范是很严密的、很严格的。同时通过焚书坑儒,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他牢牢地握在手里头,有了这两样风险应该说是降到了最低。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大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系统漏洞,就是秦朝的法律,秦朝的法律原来只是管一个小国家的,一个疆域只相当于跟一个陕西省差不多这么一个小国家的,用来管理整个国家的时候,它会出现了一个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漏洞,那就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小小的规定,规定你几天之内必须到边关去戍边、去修长城,这个在秦国那个气候相对比较稳定,疆域也很小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意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法律很严格也不碍事,不仅不碍事,而且有很正面的作用,那就是令行禁止,通过这种严苛的法律使得秦国的执行力非常强。
但是这样一个规定一旦放到整个国家的疆域里头,陈胜吴广在南方、在安徽这一带,他们要去戍边的话,要到今天的北京这一带来执行任务,我们知道到一个地方去如果近,你堵车的可能性就会小,如果那个路途远,不仅是路途本身需要的时间长,而且它发生堵车、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个可能性,增加的可能是数倍的增加,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天气变化无常,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出现意外。摆在陈胜吴广面前的说是两个选择,其实只有一个选择了,你去你时间耽误了,大水把道路冲毁了,你走不了,你赶过去是死,你揭竿而起也可能死,也可能活,而且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有很多类似的小案例都在发生。这样一个小小的系统漏洞,这个规定本来是出于要让系统非常严密的这么一个规定,恰恰就是秦朝在很短的时间,在各地出现那种揭竿而起的案例,表面上是由一个事件引发的,实际上是这个系统里头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黑天鹅。而且一个黑天鹅出现,就意味着有很多的黑天鹅同时出现,黑天鹅满天飞,辛辛苦苦奋斗500年,14年的时间一下子就崩溃了,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没有被设计者,具有强烈风险防范意识的设计者忽略的一个小漏洞导致系统的瞬间崩溃。
……
记得宋鸿兵在一期《鸿观》介绍北欧时分析过,丹麦、瑞典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近乎完美,但他们的方法不见得适合美国,原因就是丹麦、瑞典疆域小、民族单一,而美国疆域大、民族复杂,两者国情完全不同,如果生硬照搬很可能水土不服。
熊逸《1.4丨从《左传》的可信度看历史、故事与人类的认知模式》
1.欧阳修在宋代开启的怀疑主义思潮。
欧阳修的名字在今天总是和《醉翁亭记》、“唐宋八大家”联系在一起,其实他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力比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更高。
2.古史“为角色代言”的小说笔法。
《左传》记事的破绽在哪里?
继续讲一则赵盾的故事:国君实在被赵盾的逆耳忠言搞烦了,派出一名高手前去行刺。以下是我对《左传》原文的白话概述,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故事里有一个破绽,看谁发现得快。现在,讲述开始:
一天早晨,刺客潜入赵盾的住处,看见卧室的门已经开了。赵盾已经把朝服穿戴得整整齐齐准备上朝,但时间还太早,他就和衣而坐,闭目养神。刺客看到此情此景,立刻退了出来,感叹地说:“这个人在家里都不失恭敬的态度,真是国家的好总理啊!我杀他就是对国家不忠,不杀他就是对国君失信,无论不忠还是失信,都还不如死了好。”于是,这位刺客一头撞在槐树上死掉了。
故事结束,你发现破绽了吗?
是的,刺客从潜伏到自杀,他如果真的说了那番话,谁有可能听到呢?谁都不可能听到的话,究竟是怎么被记载到史册上的呢?
……
揣摩情境,代角色拟言,这是小说家的手法,源头却在古代史家身上。所以我们读古代史,如果太执着地从言语当中一句句揣摩历史人物的动机、心态,那就很容易求之过深,中了小说笔法的圈套。历史与小说,本来就是同源而异流的。
3.通过故事认知世界是人类源自本能的认知模式。
我们倒不能说《左传》的作者存心欺骗,因为人类天然就是以故事模板认知世界的。我们在天性上不能容忍残缺,而残缺又是客观必然的。怎么解决这样的矛盾呢,这个技巧所有人天生都很精通,那就是脑补。所以“信者传信,疑者传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史学标准可以说是一种很反人性的标准,现代史家需要接受很严苛的理性训练,为了保障严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故事不好看了”,但这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4.历史与故事的同源异流。
归根结蒂,《左传》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只能算一部“半信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依然不失信史的价值,因为无论它对史实的把握真切与否,它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细节与观念都是详实而可靠的。夸张一点来说,它就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人,他所回忆出来的人生历程虽然未必值得信任,但他记得的九九乘法表、元素周期律、怎样到商场购物、用什么方式待人接物,凡此种种都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熊逸《1.5丨儒学和中央集权帝国最核心的矛盾》
1.封建制、宗法关系、编户齐民的关系与演变。
几千、上万人的小区总是斗不过几十人的物业公司,无论从人数对比还是从人员素质的对比上看,似乎都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但从组织结构上看,出现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大概率事件,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以无组织的一盘散沙抗衡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小集体,人数总不如组织化程度给力,所以历史上才会出现许多以少胜多的战役,所以一个不超过十人的黑社会帮派可以轻松控制好几个人口稠密的街区,所以一个规模不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可以统治一个广土众民的泱泱帝国。
《枪炮、病菌与钢铁》提到:数千万人口的印加帝国在短期内被几百名西班牙入侵者征服了。西班牙人的优势,就来源于他们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除此以外,会不会也有组织化程度的原因呢?
让我们设想另一种情景:还是刚刚那个小区,只改掉一个参数——业主不再是大城市里你向左走、我向右走的陌生人,而是一个从农村整体迁徙过来的庞大宗族,事情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可想而知的变化是:业主可以对物业公司予取予求,物业公司几乎会完全丧失议价能力。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秩序为管理结构的大型组织一定会轻松战胜仅仅以利益为纽带、以雇佣关系为管理结构的小型组织。置换到历史场景里看,不但小规模的黑社会帮派摆不平这样的社区,就连中央集权政府也会感到头疼。政府要想集权,就必须破除地方上的各个宗族组织,斩断宗法纽带,在法律面前使人人平等。
2.孔子“仁”观念的渊源与本质。
今天我们仍然会看到“国是家”这样的宣传口号,但没人会接一句“家不是讲理的地方”。然而追溯起来,周代的社会格局是宗法式的,“国”在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家规就是实质上的国法。家当然不是讲理的地方,大臣甲和士兵乙的纠纷本质上往往就是叔伯和子侄闹矛盾。如果叔伯和子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社会何其冰冷可怕!何不找几个老辈人调解一下,矛盾的具体来由也不必调查得那么仔细,叔伯关怀一下子侄,子侄照顾一下叔伯,矛盾就在你亲我爱当中消弭于无形了。“仁者,爱人”,孔子最核心的仁政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土壤里自然成长出来的。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里,社会规模大了,生活节奏快了,周朝初年奠定的封建、宗法关系渐渐淡了,各种亲戚关系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渐渐疏远了,人和人之间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爱了,所以孔子才一心想要“复礼”,也就是通过强化“爱”的纽带,让社会返回到周朝初年那种温情脉脉的形态里去。
这才是孔子“仁爱”的本质。它不是今天所谓的博爱、关爱、雷锋式的爱,而是一种源自血缘纽带和家庭关系的爱。换言之,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那么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不是一家人,这种爱自然也就没了着落,彼此冷淡一点显然也算应该。所以儒家总会强调“仁爱”是一种“等差之爱”,不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是要根据亲疏远近调节爱的浓淡。
3.儒家维护宗法伦理,所以不喜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原本不是一句很得人心的话。为什么不得人心呢,因为,你会在家里讲平等吗?
4.编户齐民与宗族聚居共存的原因。
促成这种变化的更底层的原因是:文字已经成熟了,交通也很便利了,治大国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所以帝王要做的,就是拆散宗法结构,推行编户齐民。
“编户”是一种户籍制度,从此你不再是某个大宗族里的一员,而是王朝里的一名居民,你要效忠的不再是你的主君,而是天下人的皇帝,尽管你和皇帝之间隔了不知多少个层级。“齐民”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和你的父母、妻儿都是平等的,彼此可以检举揭发,可以发起诉讼。一个被刻意拆散了宗法纽带的聚居区往往会呈现出各姓陌生人杂处的样子,这就很像是今天的城市居民小区了。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乏力,道理上和编户齐民对地方政府的乏力如出一辙。
然而吊诡的是,一方面编户齐民成为主流社会形态,一方面儒家学说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尽管皇权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外儒内法,但总免不了有单纯的人满怀真诚地奉行儒学,于是宗族聚居的形态时不时总会以“政治正确”的面貌出现,让政府有点尴尬,有点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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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与“他治”从国家政权出现开始,似乎就是一对同时存在又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一直绵延至今。从1980年开始我国农村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可惜搞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搞好,是农民没有能力吗?当然不完全是,在很多地方压根儿没有这个问题。真正的原因是熊大今天讲的“编户齐民”与“宗族聚集”的矛盾。中国有九亿农民,如果完全自治,国家不是吓死了。在乡镇层面有层层枷锁限制自治,不过最好的牵制是村党支部的设立。村民自治搞这么多年主要的矛盾就是“两委”矛盾,国家不知道吗?当然知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民间自治力量与国家行政力量的较量,最终的目的达到一种乡村可以生存同时国家政权不会失控的平衡。这样的情况同时反映在民族区域自治上,国家同化与民族特色一直在角力之中。熊大,我是不是妄议国家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