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复兴的推手【邓显鹤】（上）

第五章第一节 ：

湘学复兴的推手

在湘学复兴过程中有一位学人以自己的学识、人格和实践起了推手的作用，他就是邓显鹤。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一字湘皋，晚号南村老人，时人尊称湘皋先生。清湖南宝庆府新化县河东下渡村（今湖南省新化县曹家镇）梓木冲人。著名学者、文献学家、诗人。因其整理乡邦文献激励了几代湘人向学，梁启超誉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说方志》）。

他出自世代耕读之家。高祖邓林材系明末诸生，入清后隐于农。故邓显鹤身上有一股晚明忠烈遗民情结。祖与父均为诸生，通经学。兄邓显，诸生，“抱负英伟，刻苦好学……与其弟显鹤先后隶县学，时呼二邓”（《湖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九《国朝人物十五·新化》）。

邓显鹤的治学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系从小至考取举人时，以应科举为中心主要攻习《四书》《五经》以及八股文、试帖诗的作法，形成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世界观，也练就了诗、古文的坚实功底。书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目，且博究群书。

十一岁时，从外祖父、邑中名宿、岁贡出身的靖州训导毛学古习八股文，从此走上了漫长的科举道路。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核心。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是童试还是乡试、会试，其取录标准主要看八股文写得怎么样，这就使得学风、世风为之一变。

从实质上说，八股文是明清两代士人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体会。写好八股文的前提是精熟《四书》、《五经》及程朱传注，要能按理学规范理解书中的内蕴与奥旨。写作八股文即是不断熟悉理解《四书》、《五经》，深入阐发其微言大义的过程。所以，通过八股文的写作，儒家的正统伦理价值观即被士人们所理解和掌握。

邓显鹤从识字起即熟读《四书》、《五经》，后又从外祖父学习八股文写作，毛学古“为授行文层次顺逆法，且授以欧、苏两家古文，曰此与时文近也”（邓瑶《双梧山馆文钞》卷第十九《敕授修职郎例授文林郎湖南长沙府宁乡县训导截取知县先叔父湘皋府君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这表明邓显鹤走的是“以古文为时文”的正统八股文写作路子，对他这个自幼即喜好古文的人来说，肯定会增加他写作八股文的兴趣，对儒学继典的钻研会更勤奋深入，儒家思想中的正能量必然会深深扎根于其头脑中，这从他“内行纯笃”、“外和而通”（程恩泽《南村草堂诗钞序》）的修为即可看出。

邓显鹤因古文写得好，对以古文作法所为之时文自然是很看重的，他在《宜斋制义序》中说“居今日而欲荟萃汉唐宋以来诸儒说经之旨，而尽去其支离破碎穿凿悠缪之曲说，使理明辞达，厘然当乎人心，舍制义其何以哉！”（邓显鹤《南村草堂文钞》卷第四。以下简称《文钞》）表明他对八股文说经的本质及其对“使理明辞达，厘然当乎人心”功用的认识都是很到位的。所以，他对晚明江西八股文章世纯、陈际泰、罗万藻、艾南英四大家很为赞赏，在《竹裕园制义序》中说：“今天下言四书文者必归江右。前明则称四家，国初则推石台，皆临川人也”，“当明季波流颓靡之会，四家出倡为文社，海内翕然宗之至于今不祧”（邓显鹤《文钞》卷第二）。

正因为有如此认识，所以邓显鹤成为了八股文高手。

乾隆六十年（1795）以县试第一名应院试，取为附学生员。第二年“以岁试第一名食饩，为廪膳生”（邓瑶《行状》），享受了朝廷给予优秀秀才才享用的助学金。“是时制举之文不尽根柢经义，专务词华。先生独钩稽六籍，沉潜大家，以欧、曾之法行之，一时目为高材生”（刘基定《宁乡训导邓湘皋先生墓表》，《续碑传集》卷第七十八。以下简称《墓表》）。这段评述，揭示了邓显鹤对八股文写作钻研之深，用力之勤，水平之高及其特点。

然而，时运不济，他连试两科都不中，直到嘉庆九年甲子（1804）科乡试才以第十三名中举。其房师为武冈州知州，才、学、识均著于时的许绍宗。所以邓显鹤终生记念许氏，称“曩余以时文受知咸宁许先生”（邓显鹤《宜斋制义序》，《南村草堂文钞》卷第四）。中了举，使邓显鹤进入了缙绅之列，开启了其人生的新篇章。

在这一阶段，邓显鹤除攻读经史、研习八股文、树立了牢固的儒家正统世界观之外，还表现出很高的诗才和对乡邦文献掌故、乡先贤遗事的浓厚兴趣，为他以后以诗、古文名扬天下，及从事乡邦文献整理研究打下了牢固基础。他在《李子和府君遗事述》中说：“余少即喜从人谈乡老先遗事。”（邓显鹤《文钞》卷第十九）李元度在《邓湘皋先生事略》中说：“先生嗜善，其天性。自幼时闻长老称述乡邦巨人长德，辄欣然听之。比其长也，搜讨楚故，尤不遗余力。”（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第四十四《文苑》）

至于诗文更是自小喜爱。他自述：“余自幼好吟，翁（指其塾师李耿光）以为废常业，禁不使作，余偷暇为之，出语辄多颓放……戒之愈厉，且令常课试帖外不许诵古今诗体。一夜，伺翁寝，朗诵太白《天姥吟》，至惊翁醒，大怒，加以夏楚，不能改也。”（邓显鹤编《沅湘耆旧集》卷第一百六十七《李先生耿光小传》）其于古文的喜爱也出自天性。其侄邓瑶说他“八九岁于常课外喜作诗……一日，晒理书籍，得《离骚》、《南华》二书及先叔祖巨野府君长信手钞《西汉文》，读而爱之，遂朝夕讽诵，其疑难字则以意测得之。塾师甚诧，语人曰：‘邓竖子固非常儿也。'”（邓瑶《行状》）

虽然塾师不许幼年邓显鹤学诗作诗，但自乾隆二十二年起，朝廷规定乡、会试第一场除三篇《四书》文外，另试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这种诗于平仄韵律要求极苛，故邓显鹤也受到了严格的格律训练，对诗韵了如指掌，这也有助于他吟诗作赋。到他考中秀才时，已编成《种松草初集》。考中秀才后，到安化相思龚氏家设馆授徒，先后编成《相思草》，《十载删馀草》。虽然这些作品还未达炉火纯青之境，但已显出作者的诗才学识。至于古文，则因写作八股文必读必学，故他能从容游刃于其间，操练出一手雄浑简洁之文。

可以说第一阶段为邓显鹤杰出的学术造诣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考中举人起至五赴会试而不中，终于决定弃科举从教职止，这十年是邓显鹤治学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他虽然要就会试不能不从事八股文研习，但由于《四书》、《五经》已烂熟于胸，因此可有更多功夫用于诗文创作和博览群书。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十年中，他五赴北京会试而不中，但借机游览了冀州与东南诸省，“足迹半天下，所交际多一时贤人大君子”（陶澍《南村草堂诗钞序》），如郝懿行等。这就开扩了眼界，增长了才识，切磋了学问，于其诗文创作及学术研求有莫大好处。可以说，这个阶段为他在学术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邓显鹤对科举功名原本是重视的，这从他在科举之途奔走了三十来年就可看出。这是可以理解的，无科名则无法建功，无法脱贫致富，光宗耀祖。五历会试而不中，对他是一种打击，故历试不中之后，对科举日生厌弃之心，终于弃科举而生名山之志。

但是五赴北京参加会试又对他以爱国主义为取向的经世致用思想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在赴京会试期间，他沿途或便道山东、江苏等省，对南北民情风俗、民生疾苦、社会状况都亲历亲闻，增强其忧国忧民之心。如他途经吕堰驿，目睹白莲教起事后的凄凉景象，写下了“乱后荒墟添堡砦，耕馀废地长蒿藜”的诗句。渡黄河后，见平定白莲教的清军班师，欣喜地吟出“两河父老欢相告，沿路王师卷斾忙”的句子（邓显鹤《南村草堂诗钞》卷第二《渡河北望》。以下简称《诗钞》）。在四次不中，由山东、江苏返乡时，在淮阴遇大水，见灾民遍野，有“嫩堰正愁冬日柏，洼田忍说岁租加。书生满眼忧时泪，借箸徒劳感岁华”（《诗钞》卷第三）之诗表达忧时爱民之心。

在北京，他与陶澍、何凌汉、黄本骥、欧阳辂、魏源等湖南同乡时相过从。这些人都是力主经世致用的湘学中坚，与他们切磋，几经科场失利的邓显鹤对科举之学日生厌心，愈益向往致用实学。特别是与著名学者郝懿行交，他甘居贫困，尽管四壁萧然，庭院蓬蒿常满，僮仆不备，却处之泰然，惟一心肆力于著述《尔雅义疏》而名满天下的行为与精神，给了他巨大影响，从他后来所走过的治学之路与郝氏相近即可看出。

五赴会试期间，他足迹半天下，人间世态无不阅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诗文大进。这一时期所作诗歌，他编成《北上续集》、《信都集》、《观海集》等，中多忧时感愤之作，如《渡河有述》中有“传闻畿辅间，流亡遍郊陌。……哀鸿中泽嗷，窜兽草间匿。安知道旁儿，对面非盗贼”（《诗钞》卷第四）之句，真实地记叙了嘉庆年间国内矛盾已趋尖锐，连京畿地区都流亡遍野的情景，对国是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龌龊四首》中，以“红毛乌鬼扬帆集，百万一掷争 呶”之句表达对西方国家经济掠夺的担忧。由于这一时期之诗思深虑远，骨力坚苍，多于咏叹中寓忧勤之意，故诗名满天下。

从第五次会试不第，打算不再应科举起，潜心于著述，为湘学的复兴起到打基础和推手的作用，是邓显鹤治学的第三阶段。

由于十年间五赴会试皆不售，邓显鹤的功名之心渐冷，决心弃科举无用之学，而从事有益于世的编著之业。还在赴第五次会试时，在扬州便作《将赴礼部试，有劝余为科举之学者，作此示之》，以“蒸砂那便能成饭，画饼犹思暂已饥……区区璞玉频遭刖，无术栽他卫足葵”（《诗钞》卷第四）表达对科举的失望。第五次会试不第出京归乡时作《卢沟桥》诗云：“十载都门怯影单，此行慷慨跨征鞍……归与尚有千秋业，白首陈编兴未阑。”诗中对即将弃科举专著述的心志表现无遗。不过，其功名之心尚未真正死去，其治学之路也多曲折。

刘基定则说他“春官报罢，幞被旋里，与母兄云渠筑听雨山房于南村之旁，闭户读书，讲求经济之学。凡一切朝章大政，国家掌故，靡不综录成帙，以期实用”（刘基定《墓表》）。这段话记叙了邓显鹤初治实学的作为，即研究典章制度、朝章大政，并将其综录成书，以资借鉴实用。

嘉庆二十年（1815），三十九岁的邓显鹤客住扬州，与视漕南来的陶澍及善化人唐仲冕朝夕过从。唐仲冕亦是湘学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他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即中进士，是邓显鹤的科名先辈。他闻见博洽，卓然有成，与乾嘉学者交游殆遍，治学却自附于贤者识大之科，力主经世致用，而不囿于训诂名物之末。陶、唐这两位经世派湘学重镇皆以编辑《湖南诗征》托付于邓。特别是唐仲冕，此时“年已笃老矣，生平欲辑《湖南诗征》，未成，临别谆谆属余，且曰：‘将待此以瞑目’”（邓显鹤编辑《沅湘耆旧集》卷第一百十八《唐仲冕小传》）自小即“喜闻老先称说古今巨人硕德、乡邦文献”（邓显鹤《文钞》卷三《校刊楚宝序》）且重然诺的邓显鹤，对这种动人肺腑的托勉词，自然刻骨铭心地牢记，并将其视为自弃科举后的“千秋业”，而决心“白首陈编兴未阑”。邓显鹤从此便步入了他治实学以致用的第二阶段：搜集、整理、编刊湖南乡邦文献。

在扬州，他为已逝的新化同乡好友晏贻琮编定诗集，又为陶澍之父陶必铨编次《萸江诗存》。这是他从事乡邦文献编辑工作的伊始，但已显示出其独到的编辑目光与实事求是的搜集整理原则。
客居扬州两年后，他经浙江、江西返回家乡。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十一岁的他应其乡试房师，对其八股制义激赏而识拔过他，时任湖南省武冈州知州的许绍宗之召，与修《武冈州志》。这是他正式从事大规模乡邦文献编辑整理的发轫。

在编辑《武冈州志》时，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乡邦文献整理、编写的重要原则，即要实事求是。因“州人急于成书，议以半载蒇事”，他作《即席呈柳太守、许刺史两大夫》，即志书的两位主持人诗，批驳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零陵先贤传莫续，楚狂小子计亦穷。吁嗟实事不求是，枚皋虽捷胡由工。”（邓显鹤《诗钞》卷第六）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体现在他与许绍宗议定的“宁约毋夸，宁信毋巧”（许绍宗《武冈州志序》）八个字当中。

他与总纂许绍宗反复探求州志的体例。仿清代最受称许的陆陇其《灵寿县志》与章学诚《永清县志》而别出新意，尤重其实用价值与文献价值。如书中根据武冈实际，增添了其他志书没有的《瑶峒考》，给人指示瑶民治理的正确途径。“又以永明播越武冈，一时羁绁之臣蹈海如饴，忠心不貮，见于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者不一。旧志于此类漫无区别，或且列入流寓，类既不伦，事且失实。因分为宿将、从臣，及遗民、迁客各传。于残明偷息边隅，亡危穷蹙之际，言之甚详”（邓瑶《行状》）。这些做法，既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志书编辑上所作的创新，也是对忠烈的大力表彰，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并为后世研究永明史事者有所据焉。

虽然《武冈州志》的编纂取得了成功，但此时的邓显鹤仍未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作为其治学的主攻方向。他在《武冈州志》修成后即应广西巡抚李宗瀚之招，去桂林其官邸中坐馆授徒。刚至桂林，即遭火灾，“凡生平所著《古文经义》、《史记札记》、《汉书札记》、《历游日记》、《棘人录梦纪》、《邵州耆旧录》并诗集……尽为祝融所得。”（邓显鹤《湘皋诗存五卷自序》）。大概是他觉得冥冥中有什么在阻止他，几经犹豫，最终才全力以赴地进行乡邦文献搜集整理工作。他说：“自念平生无他嗜好，惟汲汲于故纸堆中求生活，乃积数十年心血，召之千里外聚而一炬，亦一奇也。”（同上）但此时他仍以坐馆、游幕，依附高官为生。在桂林呆了五年，至道光五年（1825），四十九岁的他又应安徽巡抚陶澍之请，赴安庆与修《安徽通志·艺文志》。志成至扬州，入曾燠两淮盐政幕，为其点定诗文。道光六年，他又赴京参加丙戌（1826）科会试。这表明他虽信誓旦旦要舍弃科举，但功名之心并未死，从事乡邦文献工作的决心仍未下定，仍想走中进士，点翰林，成就一番功业的道路。

然而六赴会试仍不中，便由礼部造册，咨送吏部大挑。

乾隆朝规定，举人参加会试四科者，嘉庆五年改为三科，遇六年一次的大挑之年，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请由礼部查造清册，注明年岁咨送吏部。届时吏部尚书先过堂验看，然后请旨派王大臣于各省举人中共同挑选，重在形貌与应对。形貌以合于“同、田、贯、日”四字内一字者为合格。形貌查验合格者再审察其应对，须言语详明，于时事吏治能述其梗概，素有研究者才挑取。所谓人文并选，身言之试也。大挑各省有定额，数目不等，湖南按送挑人数挑十分之六。嘉庆十三年后挑选分若干班，每班二十人，入选者规定为十二名，落选八名。入选的十二名又分一等三名以知县用，二等九名以学正、教谕用，得借补训导。六赴会试而不中，有大挑的资格。邓显鹤大挑时因形貌合格且学识优长，于时事吏治均有研究，原拟一等，但其兄“虑或得县吏，致困吏事，濒行力劝先就教职，别后复寓书申前意，并绘《听雨图》以寄，盖取坡、颍相约对床听雨意。叔父得书感泣，作《南村耦耕图》见志。”（邓瑶《行状》）至此，他方才放弃了当官以建功业的念想，加上受大火焚其经史杂著，让他诧为奇事，便坚定信心，走上搜集整理乡邦文献之路。

这次在北京，他得以结交龚自珍、李宗传、端木国瑚、饶廷襄、汪喜孙等名士，他们博学精思，擅长诗文，尤尚经世实学。其中龚自珍更是洞悉社会弊病，预感清廷有倾覆之忧，力主改革；李宗传对漕河、边隘、道里等经世之务无不洞悉其本末；端木国瑚好学，尤精于《易》，与龚自珍均以治经济齐名于时。饶廷襄则卓荦不羁，疾士人沉溺科举，空疏而少实用，力主废八股；汪喜孙则表彰先学不遗馀力，生平最重文学，交友然诺不欺。这些人的思想、主张，对会试六次均以落第告终的邓显鹤彻底转向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途，影响当是巨大的。特别这时也在北京的魏源，已为贺长龄编辑煌煌巨帙《皇朝经世文编》告成，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同乡后辈治实学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促使他去思考自己今后治学之路怎么走。当他授湖南宁乡县学训导后，终于以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作为自己治学的主攻方向。道光九年（1829），邓显鹤即在长沙校雠重刻了《楚宝增辑考异》一书。

《楚宝》为明代周圣楷所作，它与廖鸣吾之《楚纪》并称，同为近代记叙楚南掌故之瑰宝，而《楚宝》又优于《楚纪》。都列入《四库全书·存目》。邓显鹤“念生长湖外，欲搜讨楚故，无如此书，求之十数年不获。自为宁乡学官，闻黄虎痴（本骥）孝廉言，长沙一士人家有钞本可借刊。以闻于今大中丞合肥康公，公喜，允为梓行。索钞本复无从得，事遂寝。”（邓显鹤《校刊〈楚宝〉序》）。后李宗传观察携湘潭周系英侍郎家藏本见示，才得以校刊。

邓显鹤得此书“不啻获重宝”，“独任校刊之责”，“冷官多暇，日事披阅”（同上）。经过十一个月才得完工。此书共四十五卷，湖南巡抚康绍镛在《楚宝增辑考异序》中称赞该书：“去取详慎，于地理废置沿革，尤多辨析。所论著皆有依据，足补前书所未及。后之言楚故者，殆无逾是书矣。”
此书校刊体现了邓显鹤文献整理的几个特点。一是必尊重原著。凡原著中有错误之处，必“参以书传记载旧文，订其讹谬。仿朱子校正韩文之例，为‘考异’”（同上），而不擅改原书。二是有关楚地掌故原书本无而欲增辑入书者，“复遍采古书地理志所记，删节缀拾为‘增辑’，统附各卷末，依类编次，以便省览”（同上），而不插入原书，打乱其编次。第三、由原书有目录而缺传者，“悉加补正。间附按语，以谂学者”（同上）。这三个特点均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此书是官刻，书销售后要交回本金。湖南巡抚康绍镛及陶澍等大吏在两湖等地分售，因人事变动，致书值无法收回。邓显鹤因此而得谤，但并未改变其从事文献整理，表彰先贤的决心，随即开始了《资江耆旧集》的搜集、编辑，至道光十六年（1836）编成。

该书采集资江及其支流流域新化、安化及宁乡、湘乡、湘阴等县明代以来三百馀诗人所作四千多首诗，共分六十卷，缮写成帙，寻求资助，以便刊行。

该书的编辑有几个特点。一是因人力财力的不足，“搜讨匪易”，便采取“自近始”（邓显鹤《资江耆旧集序》）的办法，“因就耳目所易及者先为掇拾”（同上），虽末达其“思萃辑湖以南文献为一书”的初衷，但亦使明代以来资江流域诗人诗作得以保存。刊行之后，“资江其遂大显于世”（同上），“不犹愈于一郡之志乎”（同上）？其二是选诗不问出身，“乃综其地之贤士大夫与夫布衣、野老、士女、方外，凡有诗可采者辑为一编”（裕泰《资江耆旧集序》）。这样做，可使人认识社会各阶层的喜怒哀乐，民情风俗，社会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三，别创诗集编辑体例，于五十九卷诗后附《资江盛事》一卷，以事映诗，以史证诗，更增添了该书的史料与实用价值。

有了编刊《资江耆旧集》的经验，邓显鹤开始其“萃辑湖以南文献为一书”的夙愿，并了却陶澍，特别是几次以编刊《湖南诗征》相托勉的唐仲冕之愿望，道光十九年（1839），邓显鹤在长沙开始编辑《沅湘耆旧集》，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于新化南村草堂开雕，历时三年。其间遇长子病逝之痛，他强忍而复辑。该书分前正两编，共二百四十卷，名曰“沅湘”，实收湖南自晋以来诗人二千零二十九人，诗作一万九千一百一十首。每位诗人都详其本末出处，学业事功，师友渊源，为之小传。

《沅湘耆旧集》虽为一省之文献，但它以搜集之全、编审之精、工程之大在全国都产生巨大影响。魏源在收到书后，即写信给邓显鹤，盛赞“全书网罗百代，包括全楚，体大思精，不朽盛业，无以复加矣”（《魏源集·致邓显鹤》，中华书局1976年）。
同样重要的是，邓显鹤通过该书的编辑，形成了一整套独到的乡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的思想与做法，为湘学开拓了一个可在全国叫响的新的领域。

在《沅湘耆旧集·序例》中，邓显鹤提出了“信今而传后”的乡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之思想。这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化。

为什么要提出“信今而传后”的思想呢？因为他看到了乡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工作存在“四难”：

一是历史悠久，文献散失，“今欲远绍遗闻，光我简册，则上溯之难也”。二是诗作藏于世家，“无不视为奇货，秘比琅函。造观既乏乡导，借钞绝少写官。下至荒山古寺，委巷农家，村学传钞，老僧黏壁，亦有名章，可资采录，自非身历其地不知”，而搜集者不可能遍历穷乡僻壤。加上有人畏闻文字狱，怕诗作讽世招祸；道、释之流虽有佳作，多散在榛莽。“凡此之类，若没若灭，何有何亡。今欲网罗散失，勒成一编，则旁求之难也”。三是名家不乏恶诗累句，同评一诗，看法各异，众口难调。故“捃摭虽勤，榛楛未剪，固陋实甚，遗佚更多，则抉择之难也”。四是人有师承，诗分流派，必为之“定其品目，论其世次”，不可“进豪门而退素族”，“抑钟鼎而崇泉石”，“驯至一人被摈，切齿者数世；一目偶乖，指摘者千夫”，“则品藻之难也”。“以兹四难，遂成五患：一曰滥收，二曰挂漏，三曰去取失当，四曰评骘不允，五曰草率将事。尚望其书成不刊，信今而传后乎？”

邓显鹤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慎选精鉴，不谀不偏，不问门第出身，以质论去取。因正编辑诗始于明洪武，此前因湖湘地区文化未盛，诗人及遗诗不多，但为钩沉搜逸，便使命其次子邓琮“从元代上溯晋宋，搜辑诸家诗，甄综诠次。中有疑辨，附以案语。凡编为四十卷。上而公卿，下逮韦布，旁及闺阁、释道之流，与夫仙鬼谣谚之说皆附，名曰《沅湘耆集前编》”（《邓氏四修族谱》卷二邓瑶《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从弟仲权行略》）。这些措施的采用，使该书克服了“五患”，成为全国乡邦文献之翘楚。

在该书的编辑工作中，邓显鹤有不少创新。一是书中作者多系以从史志谱记中录出而成之小传，“以诗存人，亦以人存诗”（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序例》），也寓征文而征献之意。这样做，使各人之本末出处，学业事功，师友渊源俱明，为后人从事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或线索，实为利在千秋，泽及白骨之事。其二是凡有疑难之处，则系以按语。这是邓显鹤编辑乡邦文献要“信今而传后”思想的具体运用，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做，既防止了以讹传讹，又给后人作深入研究指示了门径。其三是所录不拘一格，大致以表彰先哲，搜剔遐隐为主。尤其是为史所遗的明朝忠烈和死于文字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