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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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的巨镜》

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功能耦合”对于社会子系统的互相维系来说是一种“福”。它使得社会具有自我维系能力，并且为生活在这种结构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创造生活的框架。但是“功能耦合”同时也埋下失败的种子。“功能耦合”之际，也正是结构慢慢畸变异化之时。破坏社会结构调节性的祸水不仅因功能异化而积累，还随着社会生活的增长而释放出来。

旧结构解体时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新的子系统并不全都是无组织力量，它们中间一定要有可以成为新结构组织要素的子系统。我们将它称为潜组织要素的成长。潜组织要素必须是完备的、配套的。也就是说，这些代表潜组织要素的新的子系统必须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它们是互为条件，可以进行功能耦合的

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新的子系统互相耦合，形成一种潜在的 ( 它尚未占主导地位 ) 新社会结构，我们将其称为潜结构的形成。

潜结构不断壮大，最后占主导地位，取代旧社会结构形成新社会结构。

基督教、世袭庄园和日耳曼人的政治组织代表了罗马帝国内部文化、经济、政治三类潜组织要素。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旧社会的大厦尚存之时，尽管这些潜组织要素在一天天成长，却不能互相结合，形成一种代表新社会结构的潜组织。如果仅仅从功能上讲，它们是可以实行耦合的。但旧结构的大厦和无组织力量的洪水却妨碍了它们。

罗马帝国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它的文化也只能以城市作为形式化社会化的基地，这一点，对于在形成之中的新文化结构的要素也是成立的。历史学家公认，基督教一开始是一种城市宗教，在罗马帝国稳定的时代，它的传播和教会设立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深入农村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后，即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表明，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前，基督教不可能广泛地和农村中的世袭庄园相结合。

权利需要人们普遍接受，必须和义务相结合。义务就是对庄园生活的调节，领主必须承担在乱世中为农民和农奴提供保护的义务。领主的城堡往往是盗贼侵犯时全庄园人藏身的地方。这种调节作用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由于这些勇士，农民得享安全。他们不再被屠杀，不再被牵去做俘虏 …… 人们生活于或可说开始生活于粗鲁而又残酷的统治之下；他们遭受粗暴的待遇，可是获得了保护 ……”

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庄园化了，但教会设立庄园并不等于在每个庄园设立教会。由于世袭庄园完全独立，各自信奉的教义不能保证统一；因此一个世袭庄园信奉一种教派，形形色色的教派混杂的现象在西欧大多数蛮族王国中屡见不鲜。

为什么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方面的潜组织要素不能自发实行耦合，迅速构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呢？关键在于，这些潜组织要素要能从旧社会的躯体中剥离下来，必须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世袭庄园要不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给自足，早就随着社会结构的解体而消失了。教会庄园和蛮族军事组织也是这样。既然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是潜组织要素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的条件，那么它必然带来潜组织要素互相结合的困难。要形成统一的社会结构，必须在领主间建立服从和等级关系。必须用行政的力量将宗教组织深入到每一个独立的庄园中去。这只有在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统一的国家后才能完成。每一个世袭领主的私人武装虽然用来保卫庄园，但大多都不足以发动一场征服战争！

史书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某些领主曾顽固地拒绝教会触角伸到自己的领地中来，国王不得不派骑士和伯爵充当主教，用武力打破潜组织要素的封闭性。

农村公社和世袭庄园、采邑制是完全不同的潜组织要素，它从来就是小农经济的温床。它本身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却没有坚硬的政治外壳。农村公社中的自由农民可以为统一帝国提供赋税和兵源，可以成为中央集权政体的经济基础。只要有一种政治模式来组织他们，或者说只要城市来重新统治他们，他们就可以同某种政治结构形成新的功能耦合系统。本来，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瓦解了小农经济，现在，斯拉夫人的入侵又把它带了回来。它使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回到罗马征服以前的起点。

在西罗马，随着城市的消失，基督教与帝国的政治机器产生了更大的距离，甚至被抛了出来，最后成为游离于政治结构以外的力量。因此必须有中介体，才能把基督教和政治结构重新组织起来。而东罗马帝国不需要这种中介，它的部分城市一直存在，成为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新因素结合的母体，结果，东罗马的基督教与帝国政府逐步合一，成为帝国的准意识形态部门。

从查士丁尼到立奥三世继位，拜占庭的政治动乱频繁，它经历了三个正统王朝和六次篡位的宫廷政变，包括十七个皇帝更迭，新结构才大体建立起来。经济结构是农村公社中的小农经济、部分庄园的混合形态。它为政治结构提供税收和兵源。政治结构是一种军事官僚体制。公元七世纪起，君士坦丁堡开始实行军区制度，利用大量的自由农民作兵源，并把地方行政大权交给军事长官。这种军区制和古罗马总督统帅行省军团的体制是根本不同的，后者以城市为基础，前者以农村为基础。拜占庭的军队由自由农民和拥有世袭份地的军人组成，根据份地的多寡确定兵役。它实际上包含着军事封土制的因素。从此，拜占庭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功地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

必须指出的是，军事封土制度会出现功能异化，分裂割据倾向的抬头必然使中央政府衰落。这突出地表现为自由农民农奴化，军功采邑慢慢演变为世袭庄园。拜占庭经济结构不断向庄园经济演化正是拜占庭衰落的重要原因。

社会结构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时，它自身的调节能力可以维持稳定。这时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的某些细小差别，英雄和领袖的作用，外来微小干扰，等等，不可能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当旧结构趋于瓦解时，以上因素对形成新结构的作用则不可忽视。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要经历结构取代的三部曲。首先是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其次是潜组织要素形成功能耦合的结构，最后是潜结构取代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是商品资本和雇佣劳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代议制和契约关系，意识形态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这些潜组织要素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往往出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大多只能在城市中完成结合。

城市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城市自治也并不罕见。但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却是史无前例的创造。说它史无前例，并不是指城市贸易中心和商品经济的特点，而是指它同原有社会结构的关系。

这些城市同盟都不关心德国的统一，没有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因此，要把一个个城市中市民独立的政治力量组成一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完成政治结构的取代必须通过凌驾于城市之上的统一力量，需要一种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中介。

从英国圈地运动和德国容克地主向资本家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实现第一个转化的条件是保证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兼并。实现第二个转变需要强化王权来作为实现政治统一的中介。第三种转变即为基督教的入世转向，特别是新教的出现。新教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与信仰的分裂，为现代政治经济结构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或者通过启蒙运动。

市民力量的强大和王权的强大有利于农奴转化为自耕农。相反，诸侯力量强大则可以使自耕农再度沦为农奴。则是通过民族主义实现了统一。因此，后来的德国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