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冈铁斋《陶渊明柴桑归乡图》

        富冈铁斋《陶渊明柴桑归乡图》，画心尺寸125cmx40cm，纸本绫裱，立轴，品相如图。 

      有“日本最后文人”之称的富冈铁斋（1836—1924），于天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诞生在京都三条衣棚的法衣商（即从事法衣和宗教用具之制造及贩卖者）家中，初名猷辅，后名百炼，字无倦，号铁崖、铁道人等。由于富冈家为重学之家，富冈铁斋自年轻时就开始接触日本与中国的古籍和诸学，从中培养出丰富的文人素养，并以此为基础投身学者之列，同时热衷于书画创作。其具有构图及用笔大胆、设色鲜明等特色的画作，自当时起便得到很高的评价。富冈铁斋更在大正六年（1917）82岁时被任命为画家的最高荣誉——帝室技艺员，并且在今日立于“日本近代文人画巨匠”此一不可动摇之地位。

        富冈铁斋曾自述道，自己终究还是学者，绘画为业余爱好。毋庸赘言，此想法乃是以中国文人画论为准则，根植于所谓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之区别，即文人作画并非为了营生，而是将每日余暇所思描绘出来。实际上，富冈铁斋与内藤湖南（1866—1934）、长尾雨山（1864—1942）等当时以顶尖学者暨藏书家而知名的日本汉学界重量级人物，以及辛亥革命时逃难至京都寓居的中国文人罗振玉（1866—1940）等都有往来，可谓京都艺文界之中枢。富冈家庞大的藏书被称为“富冈文库”，是富冈铁斋及其子富冈谦藏（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1873—1918）历时约70年岁月搜集而成，尤其所藏中国书籍中，还包含当地早已佚失殆尽的珍书秘籍。富冈铁斋亦有求必应，将如此贵重的书籍与学者们共享，促进京都之近代中国学的发展。

        经由文物和古籍而对中国怀抱深切憧憬的富冈铁斋，作画时相当重视中国明末文人董其昌（1555—1636）所提倡的文人画理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加以实践。他将读遍近万卷日本和中国书籍所获得的丰富学识，以及对古代的敬慕之心存于胸中，踏遍了北至北海道、南至鹿儿岛的日本各地，并将沿途所见所闻及所感升华为丰富多彩的作品。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名潜，东晋时浔阳郡柴桑县(今九江市西南人)。他生活在充满战乱的时期，自幼博览群书，有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从29岁入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将军、彭泽县令等职，直到41岁归隐。13年的仕途生活，使他看透了官场的腐朽和仕途的险恶，感到实现自己的理想没有指望，为其与黑暗的势力同流合污，不如摆脱官场的羁绊，退归田园，保全自己的品格和气节。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他毅然作出这一抉择。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8月的一天，担任彭泽县令的陶渊明听说郡里派了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各地的官员)来县巡视。县吏劝他穿戴整齐的官服去迎见督邮。陶渊明生平最恨那些狐假虎威，以督邮为名敲诈勒索的官员，气愤地说：“我决不能为五斗米(指奉禄)折腰，去迎奉伺候这种乡里小人。”他推说在武昌的妹妹病故，要去奔丧;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就挂冠解绶，辞官归田了。

　　据旧县志记载：彭泽县治在现今的湖口县江桥乡柳德昭村南的凤凰山下。当年城内有玩月台、九曲池、洗墨池等名胜。陶渊明常与江州名人在此吟风赏月，议论时政。后人在此建祠塑像，纪念陶渊明的高风亮节。故址现仅存玩月台遗迹。

　　当年，陶渊明是在“洋洋平津”的鄱阳湖上挂上归帆，回到柴桑故里的。归途中，他“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表现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愉快心情。行船靠岸，他远远望见家门，就狂喜地“载欣载奔”，而后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他走进后园，看到“松菊犹存”，更为兴奋。于是他“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他甚至感到村子周围的树木和溪流也因为他的到来而“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他对归隐后的田园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陶渊明饱蘸激情之笔所写的《归去来兮辞》一文，叙述了他辞官归里的原因和归途中的感受，热情奔放，感情真挚，文情并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称赞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陶渊明刚回家时，由于有僮仆，只偶尔参加田间劳动，以消愁解闷。后来，家境贫困，雇不起僮仆，非亲自务农不可。他早出晚归，春种秋收，承担全部农活。对于读过书，当过官的封建文人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妻子瞿氏，与他志趣相同，安贫乐道，励志耕耘。田野上时时出现“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情景，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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