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丨三反五反（7）

第七节  三反五反：刘青山蜕变成巨腐  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引言】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见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说出两个字：“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一、“三反”运动

抗美援朝使新中国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财力来支持战争。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抗美援朝仍在继续，共和国依旧是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

（1）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会后，一场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全国展开。即“三反”运动。

二、“红小鬼”的蜕变

1、事发

“三反”运动展开后，各级政府都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和普遍设置检举箱。1951年夏季，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专员张子善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而刘、张问题得以“正式列入议程”，则始于天津地委李克才的揭发。

1949年7月26日，李克才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成了天津专区党委书记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的副手。当年底，《人民日报》一则消息揭露，天津地区违反政策从东北贩运木材被扣。李克才非常吃惊，就去问张子善和刘青山。张子善说不知道，刘青山则说这事是和大家商量了的，出事了也犯不着装熊，更没有你“胆小鬼”李克才的事。

1950年9月，刘青山、张子善要挪用地方粮款10亿元（旧币）搞机关生产，李克才不同意，刘、张未听规劝，一意孤行。1951年1月，李克才责成天津地区合作社做好河工供应准备，并要求他们只加运费，不许赚钱。刘青山、张子善瞒着李克才单独组织“供应站”，大赚30亿元（旧币）。除此之外，这二人还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违法动支水利专款等勾结奸商，对公有资产，随意调拨侵吞。刘、张还派人员冒充解放军，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严重影响了灾民的生产和生活。

当时，刘青山有句口头禅，“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在获非法暴利之后，两人生活开始腐化。刘青山大冬天里要吃韭菜馅饺子，又嫌韭菜辣胃，不好消化，就打发厨师想法买来韭菜，再别出心裁地在每个饺子里掺进一整棵韭菜，包的时候，把韭菜白露出来，等煮熟了再把韭菜抽出来。这样，饺子就只留下了韭菜的鲜味而吃不着韭菜了。

刘青山长期住在天津一座别墅里，吸毒、嫖妓，在广大灾民忍饥挨饿的困难时期，每天出入酒楼饭店、舞厅戏院，锦衣玉食。他还动用3亿6千万元（旧人民币），从香港进口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至于张子善，比刘青山也毫不逊色。

在多次规劝未果的情况下，李克才开始向上级反映。但不断遭到敷衍、漠视。在李克才又一次向河北省一位副省长反映时，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前脚出门，这位副省长就把情况回馈给了刘青山、张子善。致使刘青山、张子善与李克才的矛盾公开。二人公然打压，李克才投诉无门。

1951年 11月21日，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在省会保定召开。会议开始讨论后，李克才第一个站出来，面对824名与会代表，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中，公开揭发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腐行为。从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款等，总计达171亿（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按当时的币制标准，171亿元可以购买将近一吨黄金。

2、拘捕

11月29日，河北省公安厅依法将张子善逮捕。逮捕刘、张的命令同时发下时，刘青山不在国内，而是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去了。代表团乘火车回国后的12月2日，列车在天津站停下，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走进代表团的软卧车厢。

“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

“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

来人话音不高，但异常坚定：“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

听说被审查，脾气暴躁的刘青山吼道：“还能开除老子的党籍？”

当晚，刘青山和张子善一起，被分别关押在河北省公安厅后面的一排灰砖平房里，这里曾是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旧址。

关押审查期间，张子善胆怯害怕，吃不下，睡不着；刘青山则大吃大喝，倒头就睡。两个人相同的是拒绝交代问题。等刘青山犯了毒瘾，很痛苦。经请示后，办案组给了点白面， 刘青山最先交代。

3、量刑

逮捕张子善当天，华北局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说，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收到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东北严峻腐败的报告。毛泽东又作了批示，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建国之初，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而且，刘、张曾是高级干部。办案人员征求天津专区500多名党员的意见时，有60%的人同意判处张、刘二人死刑。

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后，于12月20日请示中央。但在报告中增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余地。

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见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说出两个字：“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此时，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找到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刀下留人，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汇报了黄敬的意见。

毛泽东一脸严肃，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而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

4、关押

刘、张被捕关押后，在生活上比一般的囚犯伙食更好一些，但不给酒。吃、住均实行隔离。临刑前一天，二人被引到一处共用晚餐时，有了一瓶酒。两人一见这场合，脸就变了。

刘青山对张子善说：“毁了，看来咱俩得走了。”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一杯，叫一声：“老张，喝!”

张子善却擦了把鼻涕，拿起桌上的一盒前门烟，好不容易才抽出一支。刘青山又一仰脖子，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监管人员，即河北省高院院长、办案组长孙光瑞，对他们说：“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刘青山问了声“这是什么意思？”孙光瑞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话，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刘青山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来的人，张子善也说有此要求。刘、张毕竟是多年的高级干部，了解党内情况，断定这等大案会惊动中央。

孙光瑞令二犯坐下，然后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什么决定？”张子善问。

“死刑，立即执行！”

两人惊呆了。沉寂之后，二人表示伏法。刘青山只提出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这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没有犯法。”

刘青山说：“枪毙我吧，可以教育更多干部。”

张子善则问了一句：“能上诉吗？”

随后，孙光瑞宣布了行刑和善后的四条具体措施：不打脑袋打后心、公费购置棺木、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两人听完后，嚎啕大哭。

5、公审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古城保定市体育场座无虚席。主席台上悬挂巨幅，“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北京电影制片厂架起两台摄影机，记录着这惊心的一幕。

大会开始，刘、张由民警押入会场。五十年代的中国监狱尚未有统一的狱服，两人依然是捕前的打扮。只是胸前多一块白布，上面分别用毛笔书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大贪污犯张子善。”

大会宣判后，4名警察将刘、张用绳绑起，押赴刑场。接下来两声枪响，举世震惊！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用这两个人的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至少20年的廉政。

5、出身

刘青山15岁入党。第二年参加暴动失败后，与18名红军战士被捕。敌人铡死了18个人，非常恐怖血腥，第19个就是刘青山。16岁的刘青山将头伸进铡刀，嘴里还喊着，十六年后又是一个好汉！

抗战暴发后，被送进抗大学习，毕业后被呂正操看重，带到冀中。后任大成县委书记。

1950年，刘青山从河北沧州地委任书记调任天津时，向河北省委提出，要带一个人到天津，这个人就是张子善。于是，河北省委调张子善到了天津地委，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行署专员，成为天津地区的二把手。这一年，刘青山33岁，张子善35岁。

刘青山僱工出身，识字不多，性格粗獷。而张子善学生出身，性格内敛，温文尔雅，两人一文一武，一粗一细，配合默契。刘、张二人把天津地区变成了独立王国。1951年6月20日，刘青山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离开后，张子善成为天津专区的一把手。

三、“五反”运动​

“三反”主要是针对干部，也是“五反”的前奏。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不法资本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进展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五条基本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1952年10月，经中央批准， “五反”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