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历史学家 陈 寅 恪
陈 寅 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一说字彦恭（均未用），江西省义宁县（今九江市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景星学社社员，陈宝箴之孙、陈三立三子。陈寅恪自少受家学熏陶，广泛阅读经史。早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学校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9年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代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各民族语言、敦煌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又与王国维、章炳麟并称“近代国学三大师”，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等，并编有《陈寅恪集》。
世家子弟
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省长沙府（今长沙市）。他出生时，祖母黄氏因其生值寅年，故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父亲为陈三立，母亲为俞明诗，均通晓诗文。陈寅恪曾自述生时“先祖拟以鹤寿字余”，但“此字未曾使用”。另一说字为彦恭，也未曾使用。
陈寅恪的祖上原居福建上杭，属于客家系统，到六世祖陈腾远才由闽入赣，定居当时的义宁州竹里（今属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学者因陈寅恪的籍贯而称其为“义宁先生”。
陈寅恪出身世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陈师曾）都是当时的名士 。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当时，他对《说文解字》及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之学，极用苦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陈宝箴去世，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寅恪在其中学习，“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留学海外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陈寅恪与陈衡恪随母舅俞明震（受委派到日本视察学务）东渡日本。四月，回南京。
光绪三十年（1904年），陈寅恪二兄陈隆恪考取官费留日。初冬，陈寅恪跟随二兄同赴日本，在某校跟班进修（关于此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陈寅恪本人晚年回忆说是与陈隆恪一同考取官费留学，但亦有人披露他其实是以“亲属滞在”理由赴日，日本外务省的签证时间是半年，并不准延期，故陈寅恪在当地的小学借读半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回国，次年插班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宣统元年（1909年）夏，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秋，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宣统三年（1911年）秋，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民国元年（1912年）春，因资费不足，由瑞士暂时归国。次年（1913年）春赴法，就读巴黎政治学院。
民国三年（1914年）春，江西省教育司司长符九铭电召陈寅恪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允诺补助其江西省留学官费。民国四年（1915年）春，至北京，曾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三个月左右的秘书。次年（1916年），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陈三立旧交）延聘陈寅恪至湘，供职于湖南交涉使署。在此期间写有《琐窗寒》《破阵子》《浣溪沙》三词，发表在《东方杂志》。
民国六年（1917年）冬，陈寅恪经由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二年。民国十年（1921年）秋，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勒（F.W.K.Mullder） 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江西省教育厅官费一时停寄，此数年间，陈寅恪在德生活至为艰苦。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北京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四大导师”（一作“四大教授”，“导师”中还有加上李济的情况）。陈寅恪因为经济拮据，先预支了清华薪金，才由德国归国。归后，他因父病暨母兄葬事请假一年，第二年秋始到清华任教。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寅恪在所撰“王观堂先生（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陈寅恪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在此期间，陈寅恪注意研究佛经之译本，并以高丽藏本校梁慧皎《高僧传》。 还曾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直逼平津。正在北京就养的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在与兄弟数人治丧完毕后，陈寅恪离京转津南行，11月下旬才到长沙，因为当时清华拟议迁往长沙。未几，时局变化，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迁往云南。于是陈寅恪再度携家南下，经香港转道云南。抵港后，因夫人唐筼心脏病发，暂时滞留香港。陈寅恪则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只身经滇越铁路去云南蒙自，到蒙自后即感染疟疾。未几，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遂在蒙自授课。才过数月，学校又归并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遂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由蒙自移居昆明，寓靛花巷青园学舍，而其家属则滞留香港达四年之久，搬家六次。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仍在西南联大授课，主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并为研究生开“白居易”课。当时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计划全家由香港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被逼暂居香港。9月，重返昆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由昆明到达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由于夫人唐筼仍卧病香港，陈寅恪于暑假后再至香港，待机赴英，但没有成行，遂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并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继许地山之职任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在5月5日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暂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翌年（1943年）8月，又由桂林启程北行，于11月抵重庆，因病滞留。随即转赴成都，因为全家患病，于年底才到成都，遂教于燕京大学。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与忧患疾病之中 ，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供职岭南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因生活艰苦，营养不良，导致陈寅恪左眼失明。是年秋，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赴伦敦治疗眼疾，希望能痊愈，并留牛津讲学。于是由成都搭机去昆明，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抵英后虽经治疗，也无法复原。遂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离英归国，绕道美国，四月抵达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听说美国名医也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只与赵元任夫妇及留美学生周一良、杨联陞等晤叙。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陈寅恪经南京转沪乘轮船返回清华。次年春，修改前在成都所草撰《元白诗笺证稿》。是年冬，天气寒冷，清华因经费不足，无力供应暖气，需要住户自理。陈寅恪不得不将所藏巴利文《大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间，北平（北京）即将解放，陈寅恪携家避入城内，暂住于陈师曾家，又迁入中研院宿舍。第二天，又从南苑机场搭乘一便机往南京。在南京只住了一晚，又乘夜车赶往上海。在上海，接受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聘约，年末，乘秋瑾号轮船去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到广州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赴台，陈寅恪不往。在岭南大学，兼任历史、中文两系教授。
晚年及逝世
1950年冬，《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印成。1952年夏，陈寅恪迁居东南区1号楼上。是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名义取消，原中山大学迁入岭南大学校舍，陈寅恪继续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53年，开始撰写《论再生缘》。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始，陈寅恪受到批判，遂不再教课，专力著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陈寅恪十分关怀，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1954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陈寅恪助教的汪篯来广州，迎陈寅恪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寅恪辞谢不就，推荐陈垣代替[3] 。1955年3月，被选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同时还是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1960年7月还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陈寅恪。陶铸尊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情况。1962年7月，陈寅恪因洗漱时滑倒在浴盆内，造成右腿股骨颈折断 ，陶铸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当时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陈寅恪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晚年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晚年陈寅恪
1969年10月7日凌晨5时30分，陈寅恪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 “wg”结束后，组织上为他作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古佛教史
陈寅恪最初以中古佛教史和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崛起于史学界。他在欧美所师事诸名家，大都以宗教史、民族史见长，如路德施研究佛教典籍，缪勒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民族，黑尼士研究元朝史等等。当时陈寅恪虽专攻语言文字，但自称所注意者有二：一为历史，一为佛教。他在学习东方古文字时，常使用一部佛教典籍的不同文字译本相比较阅读，以掌握语言规律及变化，因而熟习佛教内典；对中亚史地及民族亦有涉猎。这些学科，在当时的中国鲜有人为，而陈寅恪的东方文字学，特别是梵文的功力之深，在中国几无可企及，也蜚声于国际学术界。回国之初，陈寅恪着手推进这些开拓性的学科。在清华国学研究所首开的课程有《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指导研究生也有涉及宗教与西域民族史的。陈寅恪最初发表的三篇学术论文，如《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童受喻论梵文残本跋》也都与佛教史的研究有关。
陈寅恪平生发表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辑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其《读书札记》（共三集）和《讲义及杂稿》亦经他人整理出版。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有《陈寅恪文集》7卷（2019年该社重新推出《陈寅恪文集（纪念版）》）。
具体作品名称
名称
发表时间
《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
民国十六年（1927年）
《童受喻鬟论梵文残本跋》
《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
《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
民国十七年（1928年）
《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民国十八年（1929年）
《敦煌本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
《元代汉人译名考》
《<大乘义章>书后》
民国十九年（1930年）
《敦煌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
《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
《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
《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刊载于《清华学报》6卷1期时名《<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
《<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
民国二十年（1931年）
《<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
《<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
《李唐世族之推测》
《<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
《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
《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
《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
《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
《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
刊载于《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支愍度学说考》
《李唐世族之推测后记》
《四声三问》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
《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
《武瞾与佛教》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
《三论李唐世族问题》
《韦庄<秦妇吟>校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桃花源记>旁证》
《东晋南朝之吴语》
《狐臭与胡臭》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
《敦煌石窒写经题记汇编序》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
《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
《论李怀光之叛》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读<洛阳伽蓝记>书后》
《读<哀江南赋>》
《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尾》
《刘叔雅庄子补正序》
《<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民国三十年（1941年）
《读<东城老父传>》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陈述<辽史>补注序》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
民国三十五年（1948年）
《从史实论切韵》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
《崔浩与寇谦之》
1949年
《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
1950年
《魏志司马芝传跋》
《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1951年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论韩愈》
《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1952年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论李栖筠自赵徙魏事》
《论<再生缘>》
1953年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
《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
《书<魏书>萧衍传后》
1958年
《赠蒋秉南序》
1964年
《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
1965年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1965年－1966年
注： 《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初版）诸篇章则不另外列入。
此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亦整理有《陈寅恪集》（13种14册，2009年），译林出版社有《陈寅恪合集》（9种10册，2020年）。
读音争议
关于陈寅恪名字读音至今存在争议，其中‘恪 ’主要存在两种读音叫法 ke que， 按照新华字典的发音只有一个ke的读音并无其他的读音规则， 如果是按照规范用语的话ke是标准的发音。那后面的que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考虑陈某人的当时的生存环境和语境了。按照陈寅恪手稿的文章来说，署名是近似ke的发音，但是他的好友还有身边的子女都是称呼他为que，时间久了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 当然这里面有个历史遗留和发音的问题，老一辈的东西存在就是有道理的你也不能说是错。 所以好多陈老的好友都是 以que字来称呼，而不是ke。 这个时候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读音规范还应该考虑历史环境的问题，充分考虑到当时人讲话的习惯，还有周围的朋友都是怎样称呼的，放到现在‘恪’的读音你用一个音来概括不能说错也不能说是准确；准确的说还要考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之下，有人专门对陈寅恪的发音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 这个字你如果是单独拿出来ke 那没有问题，如果是组合一块特别是历史名人的话，一定要慎重考虑，要考虑当时的发音习惯和历史问题，所以我觉得在陈寅恪名字读音发问题上我们首先应遵循的客随主便记住这个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