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有时是一支狙击步枪

2017-10-13  本文已影响0人  土豆要切丝

作者:刘年

坦诚,是张二棍给我最深的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诗人的先兆。坦诚,不仅需要过硬的品质和宽厚的胸襟做支撑,还需要有同充斥谎言的堕落的世俗对峙的信念。诗写到最后,技术经常会显得不够用,需要用自身的品质、胸襟及信念,给词语注入生机和力量。

非要分类的话,我会把目前的汉语新诗,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式写作,一种是中国式写作。前者的根在西方,但垄断了诗坛很长时间,其特点是自我,深邃,高蹈,复杂,耐品,缺点在于晦涩、隔膜,难以传播。后者是走了很多弯路后,新近成熟的,继承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传统,但又吸取了西方诗歌的优点,它们入世,宽广,关照现实,悲悯众生,好读好懂,感染力强。张二棍的诗,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写作,虽然他对待世界和生命的态度,带着西方的哲学背景,但题材完全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现实,意象的选择与组合,意境的营造,比赋兴的运用,甚至遣词造句的方式,都摆脱了翻译诗的阴影,既有其现代性,又自然、亲切、鲜活、走心。

诗的本质是生命,对生命的理解有多深,对诗歌的理解就有多深。张二棍上完初中后,只念过一年技校,但他读透了天地人寰这本大书,因此在诗歌写作上,才能如此通透。……与纸上的不同,见识是第一手资料,没有被别人加工过的,是最接近于真相的东西。接近了真相,往往就接近了真理。六祖慧能,不识一字,能勘破天地,便是如此。

“好诗人应该是个狙击手。隐忍,冷静,有一击必杀,然后迅速抽身的本能”,张二棍如是说。《清晨的噩耗,黄昏的捷报》《黄石匠》《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用一生,在梦里造船》《我不能反对的比喻》《太阳落山了》等诗,就是这种观点的身体力行。《拒绝》一诗,是其中的典型。精确,简洁,是这首诗最大的特质,像一支轻型的狙击步枪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零件,语言贴切新颖,蚰蜒与弃腿、蠕虫与隐士、母亲与溺婴、病人和拒医等词语与意象的碰撞与摩擦,有了金属的质感与声响。尤其,将蠕虫比喻成隐士,两种反差极大的事物,组装在一起,却又严丝合缝,表达了隐士(我认为也是作者自身)的无奈、痛苦与挣扎,体现了诗人魔术师般的想象和手法。其实,整首诗亦可看成一次成功的狙击行动。前面三件事,在读者看来是铺陈,在狙击手看来是埋伏。到第四件的时候,“——村妇已耄耋,白内障多年/看谁的脸,都一团模糊”,子弹上膛了。“拒绝医治”四个字,是作者扣动扳机后飞出的子弹。读者惊魂未定,思考“村妇为什么拒绝医治?因为怕痛?因为缺钱?因为看不惯谁?还是看不惯这世界”的时候,他已经拆下狙击步枪,像提着琴盒的小提琴师一样,离开了。

“给诗人一间KTV包厢,也许他会变成庙宇”,张二棍如是说。诗,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和禅一样,不可教,只可悟。《某山,某寺》就是诗与禅的合一。这首诗的意境,很像金基德同题材的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在但金的电影刻于精致了,艺术和木匠活还是有区别的。张二棍在野外工作的时候,曾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了半年,也曾在山林中迷路三天,几近绝望。这首诗,算是山野给他的回报。诗中,作者一洗怒目金刚的做派,成了一尊拈花微笑的低眉菩萨。比之金戈铁马、怒发冲冠,我认为举重若轻、春风化雨,方是诗之上善,就如同“爱”,永远大于、高于、强于、长于“恨”一样。

这首诗耀眼之处,在于细节,诗人独到的发现,赋予了庸常如“光缆”“倒车镜”“牛仔裤”这些毫无诗意的事物以光芒,如同点石头成金一样,这是一种巫术,如同让一群麻雀恢复呼吸与体温一样,这又是一种功德。犹喜第七节,“那个褴褛的朝圣人啊/为什么在庙门外/徘徊那么久,才肯进去/为什么在寺庙中/拜了那么久,还不出来”。这节诗中,语言只简单地写了朝圣者在庙里庙外的两个场面,但朝圣者的虔诚、苦楚、委屈甚至绝望,以及作者的同情、尊敬,都在语言之外被语言送进读者的内心。这首诗,除第12节的表达,真实性自然度稍弱之外,其余都能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此诗,我认为是他迄今为止的写得最为宽广厚重的一首,并不像文字表面上的那样消极,文字背后,破纸欲出的“敬畏”二字,正是这个时代紧缺的事物。“世界是越来越残缺的,而一个诗人的一生都要在内心中竭力恢复完美。这很虚无,也很实际。……我们在完成上帝遗留的工作”,张二棍如是说。

死亡,是所有的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想解决的终极命题,是所有生命的归宿。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有多深,往往体现在对死亡的态度上。《冬日公墓》一首,在死亡这个主题上,作者四两拔千斤,去写一些被常人忽略的细节。首尾两节,“一只只蝴蝶/在微风中/努力靠近/一朵朵花圈/”和“路过一个男子的墓地/他和我同年,却不在了/是意外?是疾病?还是其他?/我与他墓庐上的荒草一样/对此都一无所知”轻拿轻放,怕惊醒了死者似的。

对他人死亡的尊重,对自己死亡的淡泊,这是对死亡彻悟的态度。全诗哀而不伤,悲凉中又给人间留有希望,做到了一个好诗人应该做的。大多数的时候,诗是一种平衡的艺术,过犹不及。同样涉及死亡的《乡村断章》,虽有“悲伤应该是乌鸦的样子/快乐应该是喜鹊的样子/只有,贫穷和屈辱/有时是麻雀的样子/有时是耕叔的样子/有时,是被耕叔打了一顿/瘫在墙角的耕婶的样子/”这样让人心动的诗节,也有“你看看,这人间太过狰狞/如一面哈哈镜”这样概括性很强的“豹尾”,但整诗下手太狠,而显得张牙舞爪,面目可憎。

“野,应该是一个诗人必须保持的精神状态……哪怕磕磕绊绊,哪怕无人喝彩,诗歌就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野味儿”,张二棍如是说。始终保持着写作的冒险精神,放松地写,放下架子去写,光着脚板来写,像没成名一样,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

他写过如《六言》这种没有任何细节,全篇“大”词的“大”诗,但又能把“大”词按住,而呈现出苍茫浑厚的意境,还写过玩世不恭、带着颓废和冷幽默的《一辈子总得在地摊上买一套内六角扳手》,还有仅仅两句但张力十足的《我已经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和《勘探者耳语》,这些诗别开生面,增加了他作品库里的层次感。犯错不要紧,写烂不要紧,李白、杜甫都写烂诗,平庸才是诗歌的癌。冒险,往往意味着冒犯,而对俗世的冒犯,往往又是一首优秀诗歌的先兆。

“大部分诗人用轻狂,扼杀了诗歌。但我们欣慰的是,每个时代总有一少部分人,在坚守。我想靠近那少部分,我在努力”,张二棍如是说。在几次长达深夜的交谈中,我能感受他对诗歌越来越多的虔诚。虔诚,世间重器也。欣赏那些身负虔诚的人,如苏格拉底,如梵高,如贝多芬,如曹雪芹,如冈仁波齐山下的那些朝圣者,他们就像身负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样,其生命本身,就是一首首充满力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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