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西域琵琶的输入和发展》读书笔记4（下）
接上一次的读书笔记，对《汉唐时期西域琵琶的输入和发展》做一个全文总结。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有这么一些时间节点，比如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古时期等。上古的音乐主要囊括了远古，️夏商，西周东周时期。然后是中古时期，在经历东周时期的战乱与割据以后，秦统一六国，从此中国几千年的中央君主集权制便拉开帷幕，中古的音乐主要包括秦汉，南北朝，隋唐。近古时期就是宋元明清，这个时期的音乐重心逐渐从宫廷宴乐转移到民间上来。
本文所讲述的琵琶发展，便是在中古时期这个背景下：汉建立后，对外的交流文化逐渐增多，如最早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摩珂兜勒》，经汉代乐府机构领导者李延年，编创出《新生二十八解》，鼓吹乐中的横吹曲调便从该曲中取材而来。交流继续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南北统一，各民族大融合，新音乐由此孕育发展。在隋代建立七部乐的燕乐体制——国伎（即西凉乐）、清商伎、天竺伎、龟兹伎、高丽伎、安国伎、文康伎（隋炀帝时改为“礼毕”，是一种汉族的面具舞），可明显看到诸多西域的音乐。后来加入疏勒伎、康国伎形成九部乐。
《唐书》卷二二说：“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
再到后来的唐代，宴乐体制更是在九部乐（废除礼毕，将燕乐列为诸乐之首）的基础上，建立了坐立部伎，音乐以龟兹乐为主，不少乐舞体现了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相结合的形式。
《通典》卷一四六说：“立部伎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乐声。坐部伎皆用龟兹乐。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
由此可见，在中古时期，西域音乐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与汉、隋、唐这几个朝代极强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交流开放、包容，使得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格外丰富。
所以这一时期，琵琶艺术已经到达很高的程度。
追溯其源头，琵琶传入中原，应从汉代开始。北魏以来，在敦煌的千佛洞壁画中，麦积山的石窟壁画中，云冈的石窟造像中才见有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由此便可肯定的得出一个结论：琵琶的传入，是随同佛教带来，在北魏时才开始盛行的。具体的文献资料记载于《隋书》卷十五《音乐志》，《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
西域音乐的传播，是由当时著名的琵琶乐师苏衹婆、曹妙达等龟兹乐人带来，还带来了新的调式理论，如五旦七调，八十四调，还有唐代宫廷燕乐所用的宫调体系——二十八调。而二十八调就是龟兹琵琶调。
《辽史》《乐志》中记载：“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即不用古代的累黍定律），以琵琶弦协之。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
琵琶从西域传入，在中原发展，少不了琵琶名手。而当时琵琶演奏有很多：苏衹婆、曹妙达、王维、段善本（他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是一位杰出的琵琶大师。）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但从诸多史料中不难发现，在这一时期，琵琶是很受欢迎的音乐艺术。甚至在北史卷九二《恩倖传》中记载：“胡小儿曹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恩宠，俱开府封王。”
在本篇文章中还记载了诸多这样的琵琶能手，遍不一一列举照搬了。
接着来说琵琶传入中原以后一些新的发展。
首先是琵琶的制作，发展的丰富多样。除了之前提到的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秦汉子以外，中国乐师用他们的智慧进行创造，在唐代有了大忽雷和小忽雷，古籍可考。至今这两个遗物尚保存在故宫博物馆中。到了宋代，陈旸《乐书》中记载胡部琵琶8种、俗部乐器12种，其中有不少品种是新制的。由四弦、五弦发展到六弦、七弦、八弦，品位除原有的四相又增加12品，使其音域更广。
在弹奏方法上，由原来的横抱拨弹，到竖抱形式。从拨弹，到手弹。
著名诗篇《琵琶行》中曾描写到：“转轴拨弦三两声......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沉吟放拨插弦中。”《乐府杂录》中说：“奏琵琶由两法，用弹拨，用手奏，是从人之所好而已。”
琵琶由中国传至日本，日本也是横抱弹拨，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绘画上、雕刻上，琵琶大师都是横抱拨弹的姿势，由此可知所使用的是唐代古法。波斯古画上的琵琶乐师，也是横抱，而非竖抱。当今中国的琵琶演奏，除了闽南极小地区使用横抱拨弦，其余多为竖抱指弹。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新创。
左:横抱琵琶 右:竖抱琵琶
以上便是阅读汉唐以来的琵琶发展所作的全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