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古代高考奇葩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不仅牵动着千千万万父母和孩子的心，也备受国人的瞩目。其实类似于高考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古代的科举考试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学招生，无不昭显着今天高考的影子，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与传承，当然，相比于今天的高考，历史上有些年代的高考显然有些“奇葩”。

一、末代状元或因名字吉利中榜

科举制是中国历代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从隋代开始实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共经历了1300余年。由于科举制度与今天的高考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故也有“古代的高考”之称。　　

科举考试制度自隋唐至两宋，都没有很大的变动，到了明清时期才有所变化。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明清时期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四级，即府县考、乡试、会试和殿试。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究竟是谁众说纷纭，没有准确的说法，最后一位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刘春霖。刘春霖考中状元后的第二年，清廷即下令停止科举，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所以他经常自嘲说是“最后人中第一人”。据说刘春霖开始并不是状元，第一名叫朱汝珍，广东人。当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她对广东人有偏见，认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广东人喜欢造反，所以觉得朱汝珍不可靠；再者她还觉得朱汝珍这个名字里边有一个珍妃的“珍”字，慈禧最讨厌珍妃，所以决定把朱换掉。后来慈禧看到刘春霖，认为这个名字很吉利，于是便把他取为第一名———当然，这只是野史传闻，正史中并无类似的记载。

二、王安石的高考大反转

王安石二十二岁那一年，像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他也报名去京城参加了高考。原本呢，阅卷老师最后的评定结果为，王安石第一名，王珪第二名，韩绛第三名，杨寘第四名。第一，这是多么耀眼的数字呀，别说旁人，单是第四名的杨寘就为此眼红的不得了。

杨寘是时任部队高干、兼本次考试的主考官晏殊家女婿杨察的弟弟。杨察呢，也是关心自己的亲弟弟，就从他老岳父那儿打探出了杨寘等人的考试成绩。杨寘本以为第一非他莫属，没成想哥哥的一盆冷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儿凉。

可瞬息之间，事情就完全倒过来了。当主考官将考卷呈给宋仁宗看过以后呢，他对王安石文章里的一句“孺子其朋”，感到很不满意，你个毛头小子，羽翼尚未丰满就想在本皇帝面前指手画脚，哼!简直是不自量力嘛。于是，仁宗二话不说，两下子就把王安石的第一给划掉了。

按当时大宋的高考惯例呢，所有参加高考的官宦子弟一律没有夺得状元桂冠的资格。即使成绩优异，也要降低名次。王安石被淘汰出局以后，第二和第三的王珪和韩绛二人都是生在官宦之家，当然也就没有取得状元的资格。所以，状元还是被杨寘顺手牵羊地捡走了。王安石之所以被取消状元资格，或许与他敢于讲真话有关系吧。呵呵，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不是状元又怎样?他不照样是大宋历史上的一代名相？

三、作弊神器古已有之

科举考试的考场叫做贡院，明清时期规模最大的就是北京贡院和江南贡院。

北京贡院既是全国会试的考场，也是顺天府（今北京地区）乡试的地方。乡试每三年一次，农历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共三场，每场三天。全国的会试科考也是三年一次，农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场，每场也是三天。考生进入考场后，马上锁上门，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蜡烛，吃住都在考棚里。

明清时期，北京贡院里的监考非常严格，要求“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查。乾隆帝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内的各式物品规格，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水壶、烛台的用料，毛笔、篮子的款式，防止考生作弊。如果发现有人作弊，则送刑部严办。但即使如此，考场作弊还是屡禁不止，几年前在苏州发现了一本清代考生的作弊书，厚度0.4厘米，仅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字的内容，一粒米就能遮住6个字。

科举制度废除后，北京贡院建筑另作他用，今天古考场的踪迹已经难觅，只为后人留下了“贡院街”的地名。江南贡院位于南京秦淮河畔，迄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始于南宋，明初定都南京后，苏皖两省乡试及全国性的会试均在此举行。清初江苏、安徽两省合称江南省，南京成为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贡院也仍为江南乡试场所，与北京贡院齐名，分别被称为“南闱”和“北闱”。光绪时期的帝师翁同龢、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等都是在江南贡院脱颖而出走向全国的。

四、超级无敌对联题

民国年间的大学一般都是独立招生，与今天的自主招生有些相像，这种情况下，各大学都是自主命题，所以当时的高考试题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试题并不难，但其中有一道怪题“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孙行者”大家都熟悉，可让大伙对对联，就有点难为这些中学生了。据说后来只有三人答对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答案用的是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大大出乎出题者的意料。

这道怪题的“始作俑者”是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四大国学导师。当时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还都以为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好友胡适。其实陈寅恪拟定的答案是“王引之”(清代学者)和“祖冲之”，也确实没有调侃胡适的意思。

陈寅恪如此出题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但社会舆论对于这种考试方式却不是十分理解，当时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推行白话文十余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使用文言者还不少，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占据了主流地位，“对对子”在当时的正规学校教育中已销声匿迹多年。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陈寅恪此举是有意复古开倒车，甚至还有人将这次考试当作笑谈，所以以后“对对子”这种考试形式再没有应用，更没有推广。

五、一文定乾坤的大师们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成立后第一次招生，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两题任选一道。山东诸城籍考生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后来臧克家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之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青岛大学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从中看到了臧克家的内心世界，于是便给判了98分的高分，将数学考试吃了“鸭蛋”的臧克家录入青大。据说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唯独作文为主考老师欣赏，今天看来，闻一多这次破格录取臧克家，多少也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

1946年西南联大北返，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招生，其国文试题可以说是简单至极，让人看了有不可思议之感。题目共两道，一是作文：学校与社会；二是解释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

看着这些当年的老试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感慨良久，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考试题目相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众所周知，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个时期大多学者文人的道德文章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不已，之所以如此，我想这与当时那种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