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乡村振兴是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必然选择

“在地化”趋势VS“失语”

　　 我们先回顾一下苏宁集团孙为民先生的讲话。孙先生在发言中讲到的“五当模式”，即投资在当地、纳税在当地、就业在当地、服务在当地、造福在当地，从而带动本地发展。这是现在社会企业的一个重要趋势。很少有人关注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后，全球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在地化（localization）”。几乎所有标榜着“现代化”的企业，都在强调我们不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而是以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企业，即“社会企业”。当国内还是按照教科书思路在讲“企业一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讲得更多的是“社会利益”，即“共同性”和“在地化”，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所以苏宁等企业的做法是非常新潮的，体现的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改变。

　　 公益，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方面、多种多样的利益集团广泛参与而形成的一个社会化过程。现在，很多网上热议的东西，会让人感到似是而非，因此很多人问：现在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事情不那么复杂，就是中国人按照一直沿用的发展方式，走到了一个不得不被人关注的地方。

　　 这个世界自从殖民化以来（约300年左右），已经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用这个话语体系来看，中国的发展是错的，但不能否认的是，现在中国发展的这种层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验过程。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各样混乱解释不了，原因在于我们自90年代以来完成了一个对自己传统话语的解构过程，形成了一套比较美国化的话语。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再拥有用自己话语解释自己的经验过程了，我们“失语”了。知识分子的“失语”，只是一个群体的问题。但如果这个社会失语，则会产生一种混乱：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结构一定是越来越多多样化的。而当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都想表达的时候，我们能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

　　 主流话语很难解释，但大家也找不到到底要用什么话语来解释。我曾经说，我觉得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孔子，《礼运大同篇》就像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但如今，我们很少人能把《礼运大同篇》背下来，并跟《共产党宣言》进行比较。我们自己把自己话语体系毁掉已经一百余年了，而现在开始在某些利益作用下开始的复古，比如祭孔，则有很多商业色彩。要摸索出如何用自己的文化、话语体系解释我们国家这一百多年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如今，我在努力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并且不太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所以，我对很多社会热点问题是不回应的，因为只有静下心来，才能踏踏实实去做话语重建工作，数十年之后，才有可能让后人懂得如何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解释能力来解释我们自己的经验过程。而如今，我们不能做到这样的时候，这个世界（特别是在中国）的话语体系是混乱的。我也希望大家原谅，我不是在批评什么，因为这种（失语）已经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年代到“师夷长制以制夷”的时期（都存在）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连续下来的问题。

转型：必然的选择

　　 今天要讲的重点，我原来是放在“社会化参与”上，想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性的介绍，因为公益就是一个社会化参与的过程。但我发现，大家需要听的并不是一般的社会化参与，所以作了一些调整，首先要得说清楚人类沿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无论是我们国家这种模式还是西方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基本上都是人类在进入资本主义历史300年来所做的努力。我们且不用意识形态去评判，我们只是说，人们的努力是可贵的，但是，每一个努力既带来收益，也带来代价。我们以往的话语更多关注收益，较少关注代价。因此，越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群体，就越多地占领收益、而“甩掉”成本。我的研究则相对关注“成本何在”、成本由哪些人承载？而当人类的弱势群体无法承载（这种成本）、人类主导群体也无法承载其在获取收益时甩掉的成本时，这个成本就转化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比如今年，气候变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现象，根源在于人类追求的是收益，甩掉的是代价——这些代价，最终是被资源环境承载了。所以，中国人在这些问题的演进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我们从追求资本主义的产业资本时代，到进入新世纪我们开始追求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时代，我们几乎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这个发展规律在走，只不过因为这个国家是后发国家，并且有长期的、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传承，因此走的是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特点：比如走得快，但是从内涵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比如在产业资本阶段走的很快，现在成了世界上制造业产量占全球最高比重的国家（已经高达25%以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制造业产量是中国生产的。但这一点并不值得骄傲——因为1840年以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即实体产业的产量）是世界三分之一，现在是四分之一，这形成的是一个浅浅的“U型曲线”，并不值得我们当代人骄傲。同时，因为是制造业国家，所以当我们的制造业“产量最大”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是贸易总量最大的国家，进而也成了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这本身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走到这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少的资源，这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破坏程度，几乎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如果以碳排放来看，2005年以前，美国是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而2005年以后则变成了中国。在这种矛盾面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转型。于是，中国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2006至2007年提出“绿色增长方式”，2017年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实际上，在我们进入21世纪，因资源严重短缺、人口膨胀、发展产业资本而造成严重污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出转型，不是现在。而到2012年则正式把转型理念定义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这就是现在所说的“21世纪发展不再沿着过去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走不下去了，污染太严重、资源环境破坏太严重。比如北京，一年365天里有300多天都是雾霾天。现在，整个华北都是大的雾霾区。在这种情况下，不转型为建设生态文明，是不行的。

　　 所以中国要转型，这个转型别人也不理解，因为其他国家的条件比我们好，无论是欧洲、美国，条件都比我们好，日本尽管是人口稠密、资本发展也很快，但它是海洋国家，是岛国，来点海风就把污染吹掉了，而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几乎没有东西走向的山脉，所以南方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随着气候变暖不断而向上顶推，推到北方、西方就形成了混合污染。疾病，尤其是恶性的癌症越来越严重。

农村政策三段式演化

　　 转型是必然的，要转型必须要有新的投入、新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对旧的生产方式承担起巨大的责任。而这种责任从某程度上来说，就是代价。而我们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完全改成了美国教科书的话语，所以无法解释我们这种转型到底是怎么回事。

　　 转型是一步一步来的。中国农村政策发生了三段式的演化。

　　 第一阶段，是三农问题的提出。我们自90年代以来就认为，不能简单强调农业，因为农业被作为产业，这是很晚的事。什么时候农村被作为产业？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历史已上万年，农业什么时候被当作产业了？在西方，农业被作为产业，这是殖民化的产物。在中国，农业被作为产业，是1950年代以后。农业本来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把农业作为产业，这条路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它的所有矛盾已经爆发了。“农业是产业”的这种政策思路，已经走不动了。

　　 所以，乡村振兴是什么战略？是个符合生态文明转型的、替代性的战略，追求的是乡村“百业兴旺”而不是“农业的产业化”。所以，无论是爱德（等社会组织）还是苏宁（等企业），做的不是做简单的农业，而是农业的新业态，即农村多元产业的混合。只做“农业”，是不太可能太有出路的，无论主管部门怎么说，我还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得看，从政策提法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产业化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提出不能单纯强调农村产业，应该强调的是“三农问题”，最终，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系列的复杂矛盾，到新世纪之初，“三农问题”被中央接受并作为重中之重；接着又提出“新农村建设”；而到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农业终于走不动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

　　 希望大家理解这样的变化过程。我想告诉大家，既然现在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作为主要矛盾，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因为这是“不平衡”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农村中的文化裂化、治理缺失，则是最主要的“不充分”。

世界农业类型形成与划分

　　 世界上的农业，呈“三分天下”之态，这是伴随着殖民化而来的。殖民化是世界上一部分地区太过被偏远化、太贫困了，所以演化成了这部分地区崛起的过程，被叫作“殖民化”。随着殖民化，世界农业产生了三大类。

　　 第一类是殖民地农业，它不承认原住民的财产权利，而承认外来人口成为占有资源的主体。于是就有了由外来人口为主的大农场，比如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的大农场，这些大农场，都是由外来者、殖民者当农场主。当我们很多有识之士到了这些国家，看到这些大农场之后，认为我们国家也应该搞这种大规模产业化，我认为是不对的，除非我们先把我们自己作为原住民“干掉”，直到原住民所占的人口比例低于2%——所有能发展大农场的国家，原住民比例都低于2%。比如美国的原住民就只有52万人左右，而且集中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

　　 这些殖民地的大农场农业根据它的经验形成了“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现在变成了我们的教科书体系中的内容，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怎么能从事我们国家的“农业”？我们现在的政策主流关注“怎么样把大农场模式搬到中国来”，但往往忽略了“大农场的农场主全是外来者”这个事实。实际上，我们民国年间就“搬”过（西方的经验），那时候知识分子的顶层设计就是美国帮着完成的——结果失败了。而现在我们还在“搬”，“搬”不来的时候，就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导致“没搬好”，有些人甚至说，失败是因为“搬得不彻底”。但“彻底搬”的前提，却是需要“把我们自己干掉”。

　　 现在，世界上以原住民为主的大洲，只剩亚洲了。亚洲是原住民占比最高的大陆。亚洲的现代化国家，日本，100%原住民，并没有大农场农业。日本的农业，平均规模是两公顷。亚洲的次等现代化国家，韩国，也没有大农场。比较现代化的中国台湾，同样没有大农场。

　　 我们往往不愿意就近看看旁边，非得去看美国，美国不是原住民大陆，也不是原住民国家，中国是典型的原住民国家，亚洲是世界上仅存的原住民最多的大陆。原住民大陆、原住民国家是学不了殖民地国家的，农业方面尤其学不了——这一点，无论各位有多少的批评，我都请大家先冷静下来，做一点比较。我毕竟是在这方面做了几十年研究、做了大量的国别比较的。

　　 第二类，是殖民地宗主国的中小农场农业，典型代表是欧洲。欧洲现在只有小农场，没有竞争力，于是欧洲的农业整体转向绿色主义，随着中产阶级崛起，欧洲出现了城乡融合，市民下乡经营农业。欧洲的小农场中，60%是市民当农场主，而不是农民。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批的市民去到乡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打造一个小小的农场经济——这是典型的绿色主义，这个群体，叫“新农人”。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够适当地引导这种城乡融合，让市民到乡村跟农民联合创业，那将会打造一个新的业态。这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却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甚至现在，很多私人的投资进入农业，以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农业模式，却也纷纷失败了。我们也不能怪那些老板跑路，他们真的实在干不下去了。所以，这是国情决定的。

　　 大家请记住：世界农业三大类——大农场模式只能在殖民地，连殖民地宗主国都搞不成。原住民国家和地区（日韩台除外）无论多现代也只有“小农业”，而且以农户经营为主的。

　　 总结来说，就是：农业的类型差异很大，互相之间不能照搬。在别的方面，我们可以相信“普世价值”，在农业方面，千万别相信。

乡村建设：不可照抄外来经验

　　 为什么东亚都能够进入工业化？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门槛面前都摔倒了，而东亚国却进去了——进入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都是受到典型的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等。这些进入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不管实行什么政治制度，历史上都反复实现过“耕者有其田”，用更正式的词语来表述则是“均田免赋”。1950年和1980年，我们国家都实现了“均田”；2006年，我们正式开始“免赋”（取消农业税）。我们重复了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过的历程。只要是实现了均田的国家，都进入了工业化——实行“均田免赋”是进入工业化的门槛。拥有大量资源的拉美，为什么进入不了工业化？因为这些地方没有经历均田免税的历史过程。

　　 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是恐怖主义的冲突。但恐怖主义能靠反恐解决吗？恐怖主义发生，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贫富两极分化，而贫富两极分化在金融资本时代，只可能越来越大，而根本不可能缩小。

　　 我经常被西方大的投资机构请去做“知识更新”，帮他们提升知识层次，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就知道了，在金融资本领域中，“收入”从一开始就是高的，为什么？是因为金融资本市场是追求流动性的，是挣快钱的。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拉大？农业完全没有流动性，一年流动一次，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个投资进去，一年滚动一次，怎么可能有收益呢？“脱实向虚”是资本经济的客观规律，不能人为挡住。只要发展金融资本经济，就一定会出现收入差别的迅速拉大。对中国而言，我们还有另外一套制度——党组制。大的金融机构都有党组，都由党来管理。这是我们现在的客观国情。

　　 世界上按照一般的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来建立本国制度的，几乎都不可能缓解本国的问题。现在主要问题，是全球都发生三大资本过剩，即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它们导致的成本代价，向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转嫁——所以公益领域的工作目标，是扶助弱势群体，缓解资源环境带来的破坏。但社会必须理解：这些也不是单靠我们的努力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三大资本过剩所导致的全球危局。如果我们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危局，那我们所作的努力也只能算微乎其微。

乡村振兴：社会化推动双稳态结构

　　 社会化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既然我们认识到城乡不平衡是最大的平衡，农村中的文化、治理等方面的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那我们就得看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上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产生于中国工业化。我们既然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制造业崛起过程是产业资本崛起，带来的是严重污染和社会矛盾拉大等问题。如果进一步搞城市化，污染只会更严重。于是中国早在2005年制定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投资了。这对所有到农村振兴产业的人来说，都意味着官方替我们垫付了机会成本。如果这些人现在选择的投资领域是合适的，将会获得持久的机会收益。而按照原来农业发展方式走规模化道路，已经造成多种的问题，包括严重的污染、食品不安全和各种各样社会冲突等。

　　 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在各地开展了一些乡村建设的工作。我们不搞集中的办公室，也没有专门人的投资，我们称为“社会化广泛参与大平台”。这些做法，其实是把世界通行的做法做了中国化改造。其中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我们从2003年开始实践的六位一体零排放立体循环生态农业试点。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新农村中发起的草根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农业本身就是文化，“十里不同风”，我们各种各样的乡土社会文化是农业社会存在的基因，只有把文化发展起来，我们农业社会才能够长期生存。

　　 我们强调：生态农业只能靠社会化，靠资本化是实现不了生态农业的。社会参与是形成保障的体系，大家都重视安全食品安全，但食品安全不可能靠发标签，也不可能靠企业制定标准，最好的办法是社会参与，只要有市民参与，农业一定是安全的，我们推进的是社会参与式的食品安全体系，推进的是城市市民和农民联合组织，最终实现的是让农业回归文化本质的社会生态农业。

　　 这样的实践对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有助于国家的双稳态结构，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

　　 首先看社会结构。刚才说到“均田免赋”，是因为历史上只要有了“均田”的朝代，都会有至少200年左右的朝代稳定周期，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绩，重要原因是在于让农民有了自己地资产。1950年和1980年两次分地，是中国产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小有产阶层”。我们的农民，是“小有产者”。这些年我们存在的贫困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把教育、医疗领域推进市场，变成高收费。一旦农民让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就有可能变成贫困户；家里老人生病了，就变成贫困户——因为这些领域收费太高。所以我们客观地看，会发现贫困不是农业造成的，贫困是外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高收费造成的。所以，如果在反贫困过程中，不对这些（高收费的）领域下功夫，而纯粹走到乡村去对贫困户做工作，那恐怕是找错对象了。所以，要维护中国小有产者的财产，让社会更稳定。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大家都应以中国已经崛起、并且规模是世界第一大的中产阶级为目标。中产阶级的消费是引领性的，在欧洲，它变成绿色主义消费潮流；而在中国，它正在转型，引领着旅行等领域的新风尚。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的改变，源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在这个社会上，最不稳定的、最缺乏舆论导向的就是中产阶级。同时，中产阶级文化程度较高，表达能力空前地强，所以社会舆论容易出现失序，这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社会底层和中层，都容易处在变动之中，相对稳定的是大资本，而在我们国家则是具有政治化意义的大资本，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再看经济结构。如今的中国处在一个“建设性的负债过程”，本来不必按照西方的金融资本制度来建设本国的金融资本制度。但麻烦的是，这要从“教科书”改起，因为现在整个体系都不是用来解释中国情况的制度体系。所以我们今天跟美国发生如此强烈的对撞，却难以解释自己的困境，这时候，人民的冲突就真的发生了。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一过程，同时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尤其是公益事业的从业者。当客观世界的“乱”不能左右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地方是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把乡村建设做好，这样，当发生一些不可预见的“乱”时，我们的乡土社会还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