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蹭客”何其多

北大有群旁听生

柳哲

北大有一群旁听生，有人称他们是“偷听生”、“蹭客”，也有人称他们是“北大游学生”、“北大边缘人”，他们更喜欢自称为“精神流浪汉”。他们居无定所，一般是在北大周边的平房租住，现在学校规定校外人士，不能在北大食堂用餐了，他们就在北大附近的餐馆用餐或自己做饭，或自带干粮和零食，去教室听课，或教室自习，或未名湖边散步，或图书馆看书。他们没有北大的学籍，却常常和北大学生一起听课、交流，他们也经常参加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如登山、郊游、骑车、社会实践等等。

这群学生有多少人？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他们有的是散兵游勇，到北大参观一下，偶尔听一二次讲座或课程，参观一下校园就走了；有的是准备考研的，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大周边租上三五百元的一个床位，在北大听相关的专业课，或者参加各种考研班的；有的是落榜的高中生，考不上大学，报考了北京高校的相关课程的自考，在北大旁听相关专业课与讲座的，既帮助了考试，也开阔了眼界；有的是在社会上从事文学写作、学术研究的，遇到了瓶颈，就到北大来充电，与师生切磋交流与寻找机会的；有的是参加成考辅导班、企业培训班等各类短训班、进修班的；有的是在北大周边上班的，为了提高知识水平，利用周末或晚上到北大听讲座的；也有的是个体户、企业主或公司的员工，经常到北大听讲座获取信息寻找人脉的；有的是北大学生的家长来北大陪读的，他们经常与儿女一起到课堂听课或听讲座，我就认识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她的母亲是位文学爱好者，过去培养孩子没机会来北大旁听，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有的是其他高校的学生，觉得北大的课程与讲座更精彩而来旁听的，有部分大学生觉得自己的学校专业不对口，甚至休学或退学来北大旁听的；有的是在北大找份临时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的，我认识的一位河南焦作的大专毕业生，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就甘愿做了一名北大的保安；有的是海外的华人或外国的游学生，在北大旁听的。北大旁听生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在蔡元培主校北大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元培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元培听后非常赞许，他曾多次批条子，允许旁听生在北大旁听。

他们有缘与北大邂逅，虽然穿的不是北大的校服，但他们的身上却同样流淌着北大的血。从历史上的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成舍我、孙伏园、冯雪峰、丁玲、柔石、杨沫、季羡林、金克木等等，与北大都有过旁听的经历，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全国各地来北大旁听、游学的社会人士不计其数。

传道授业解惑，不论出身，唯传播真理和社会担当为第一要务，这正是北大的优良传统之一。蔡元培如此，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如此，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厉以宁先生、钱理群先生、贺卫方先生、陈平原先生、曹文轩先生、孔庆东先生等等也是如此，这是北大人的庆幸，也是中国人的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