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里再相会（十一）

我的大件行李是一只朱红色生漆的大木箱。那是我亲奶奶的嫁妆。奶奶早就去世了。下乡前母亲让我去爷爷家拿来的。那种老式箱子底座有木条沿边，沿边的木条也是箱子的坐架，箱子上锁部分全部是铜件做的，也是装饰件了。我发现好几个同学都带着这种老掉牙的箱子下乡的。

近两年在大商场中高端服饰售卖处经常能看到这种样式的箱子了。时尚将老掉牙的旧货翻新了，当下在商家店铺它即是储物的收纳箱，又是场地的摆设件。

我把老箱子带回上海并不知道旧货具有时尚的潜质，当时我很嫌弃这种老式家什的。

上海知青中不少同学的行李是一个大“立柜”。“大立柜”是淮北老乡给予的高称。那种柜子有五斗的外壳，但没五斗橱分门别类储藏衣物的功能，上海人称它为“被头箱”。村里一个与我们同龄的姑娘非常羡慕种这被头箱。知青伙伴瑞华离开大庄时，把自己的被头箱卖给了她。姑娘和家人到我们知青屋抬柜子时，我们还乐呵呵地玩笑她，说以后她出嫁时这大立柜就是陪嫁了。

这被头箱有五斗橱得形状，没五斗橱的结实和美观。上海人家并不稀奇的收纳橱，在当地是被视为上等家具的。瑞华以原价（不到30元）卖了，从未想过该赚点钱什么的。我们这些女生一旦脱离农村都会觉得自己因该拥有更好一些的家当。

村民家里几乎都没有家具的。一位女村民也想买我的箱子，我开价10元，她嫌贵，没成交。我只好打包带它 回上海了。

箱子回到上海家里，我二姐觉得我本事挺大的，一个人能把大箱子带回来。我如实地告诉她一路上大家怎么地帮忙。她听了老乡拉板车送我到车站后便问我：你付给人家多少钱？我说：不用给钱的，他送我队里是派他的活，算工分的，我给买他包子，供他吃也可以了。我二姐说：你怎么能这样？

事后，她又将这些告诉了母亲，还强调我是坐在车上让村老乡拉着走了几个小时到火车站的。母亲听了也很不高兴，说我不像话。在她们看来我是在欺负人，母亲对我说：你舒服了，日子好过了，也要想到为你付出的人，你一定要好好去谢谢人家。

当时母亲就给了我10元钱，让我再去作一次道谢。

后来我买了2条飞马牌香烟，当时2元8角一条，另外还买了1元2角钱一斤的糖果，托知青同伴美娟送给了生产队长和那位乡亲。

当时同伴们不理解，说我人都走了，这么做真没啥必要。

我把自己要卖掉老式木箱的事情也告诉了母亲，我以为她会赞同我的想法的。没料到母亲听了并不认同，她说：好好的，还可以用，卖它干嘛。后来这箱子一直留在家了，至今仍放在母亲住过的屋里。

此时我想起很久前在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莫言的一小品美文。作者写了自己的母亲，其中也讲了他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赶集卖白菜的一件往事，他多收了买主的一点钱。极为穷困、日夜为家庭操劳的母亲为之愤怒。那篇美文不是现在中学生读的《卖白菜》。我多年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收发杂志时的随便翻翻中的阅读中那篇短文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莫言的长长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他的母亲。不可否认母亲常常是她儿女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闲坐，我们聊起了莫言的作品。我说自己不太喜欢莫言的长篇小说。对于语言，莫言有发酵膨胀的天赋，他善于夸张变形，“丰乳肥臀”就是例证。但是我读过的那篇写母亲的美文，通篇都是用日子中细碎的真实讲述自己的。记忆中的那篇短文冷峻深刻，真情流露也可以是晶莹剔透的。难得读到那样的美文，读罢我沉默了许久，敬佩之心用五体投地来形容绝不为过的。

我也想像莫言那样说说母亲的故事，但是正如我母亲认为的，我确实没有那种本事。

有两件事，我不吐不快，只能拙拙道来以此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

我们小时候医保是靠挂在父母工作单位的，孩子看病可以凭医院发票到单位报销50%的费用。我和弟弟的医保挂在父亲的那里，父亲调离上海后，我和弟弟就没有医保福利了。

我小时候体质较差，经常发烧感冒。有一次为了少花一点钱，外婆拿着我姐姐的账号病历带我去医院看病，姐姐的医保是靠挂在母亲工作单位的。一天早上，我上学前，母亲在她房里喊我。我进去时她仍然躺在床上，她让我在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张我冒名看病的发票，她要我撕掉，我照做了。母亲对我说：你们学校的老师教育你们要诚实，我们不能做骗人的事情。

那天我带着快乐的心情走出母亲的房间，上学一路快乐，因为心里觉得母亲和老师一样是了不起的，老师在我小小的心里是大大的人物，母亲和老师说相同的话，对我来说是多么新鲜，多么骄傲的事啊！

当时在学校里我是个很听话的小孩。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要我们做好人好事，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些什么事。为了证明自己做了好人好事，更是为了得到学校老师的认可，我偷偷地在自己的储蓄盒里硬是用铁丝掏出2分钱。我拿到学校交给老师时谎说时自己在路上捡到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可笑也可悲。

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母亲缝制的。有一次母亲到南京路逛街在布店看到了她喜欢的花布料，于是剪了一段，打算给姐姐做一件棉袄罩衫。

回到家里，我们看了都说这块布料好看，粉绿的底色，上面布满深绿和浅绿色树叶，淡雅美观。母亲说这块料子棉纱指数高，价格也比花洋布贵，补票倒是打折的。（一般的花布凭一尺布票买一尺布，家里的补票不够用，母亲喜欢逛不点逛布店，买零头布做衣裤）她拿出布店的发票，又查了查钱包，觉得有点问题。于是她拿出算盘仔细核实。结果是付款时店家少算钱了。

第二天她下班后又去了南京东路上的那家布店，把店家多找给她的钱退回了。母亲在杨树浦国棉九厂上班，从那里到南京路坐叮叮当当的8路有轨电车有十多站，从南京路再回浦东家里又要一个多小时。

那一笔钱并不是巨款，当时母亲说我们说：帐台上的人算错了，要吃赔帐的，一块多洋佃人家一天工钱没了。

过去布店里结账的柜台高高在上，帐台上多根铁丝像蜘蛛的脚伸张到各个售货台上空，整个店堂的上空也像一只张开的蜘蛛网。营业员将写上顾客所购布料的尺寸及价格的纸条连同顾客要付的钱和布票，放入头顶上空铁丝上的铁夹子里，手臂一挥，夹子顺着铁丝滑到帐台前，之后钱币、布票、发票又会顺着铁丝滑到营业柜台。店堂四周及中央花花绿绿的布匹亮眼，头顶上经营买卖的夹子在铁丝上刺刺啦啦来回忙碌声音撩人，这些连着母亲诚实守信的往事是我儿时的记忆。

个体的记忆必将随着自己的身体彻底消失。母亲已回归自然，现在我将自己的有关她的记忆“硬核”部分（硬核是指曾经伤害到人心的，如今在心里还是不易释怀的往事）作“软埋”还是“硬埋”，这是个问题，

小小老百姓自尊自爱的问题比不得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王子的“生还是死的”问题。但是不得不提，它确实还是一个平民百姓曾经的“毁灭”还是“存在”的真实事情。

巫缠劫姐瘟化大哥命清理阶级队伍时，革命的造反派揪住母亲年轻时国民党三青团政治面貌不肯罢休。他们翻来覆去要母亲交代自己在那些组织里做了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母亲实在太累了，我多次帮母亲抄写认罪书。有一天我忍不住问母亲，她交代中提到的两个人现在还在吗？我以为只要他们出来作证事情就可以结束了。母亲告诉我，一个还在厂里工作，解放后母亲才知道她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一个早就跑到台湾去了，他是国民党政府安在厂里的工作人员。解放前夕那位地下党员被特务机关盯上，她曾关照母亲：若有人打听我的情况，要你说出我曾经说过什么，你只要说不知道就行了。那位国民党干部果然向我母亲打听地下党人说了些什么。母亲不懂政治，但她知道搬弄是非不是好事情，国民党干部打听的事情她总是说自己不知道。

难以忘记母亲当时对我说这些话时沮丧的神情，她一次次被逼着交代，她以死去了结的心思都有，她苦恼，我们也跟着她流泪。那一段日子想起来还是彻骨的寒。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必要再去说呢？

在小区花园的凉亭里码字，景观水塘里的放养的乌龟大概是受不了梅雨天的闷热，爬到石头上玩耍来了，它们抬头望天，我停下码字附身趴在栏杆上看它们。

还有几句话不能不说。

大陆和台湾通航后，当年去了台湾的人回上海观光访问，他怀旧回到厂里提出想会会一帮老人，。厂方通知我母亲去去参加座谈会，母亲回答：没空。

母亲在我面前说道：赤佬，自己拍拍屁股跑路了，害得我们吃尽了苦头。啥人高兴去看伊就去伐，我是不想看到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