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会在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

    为什么中国会在近代开始落后于西方，答案应当主要在于中西方文明在思想方面的根本差异。西方思想起源于古代的希腊，而古希腊人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而同时代的中国在此方面是不如它的。古希腊人已经具有整体性的思维，他们已经能够自觉地探索自然、认识、伦理、实践以及艺术审美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现了体系化、科学化（至少是科学的方法论），亚里士多德还发展出了适用于全部知识体系的逻辑学，实现了对于所谓普遍性的全方位的思辨，他的体系为日后西方科学的突破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地基。古希腊人的哲学思辨能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有限与无限，“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等概念极其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探索，而这正是科学的突破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而这些东西，在同时期的中国，是不具备的。

    百家争鸣时期的中国思想，确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与古希腊相比，在总体方面依然较为失色。当时的中国没有产生对全部思想进行体系化、科学化的人物，诸子百家的思想，虽然各具特色，但总体上依然停留在直观与猜测的水平，个别的成就，如墨家的“墨辩”，名家的论辩、庄子的思辨，都是零散而偶然的，不足以令中国古代的思想达到具有整体性思维的水平。而且中国的诸子百家们，几乎全部都遵守固有的宗法观念，即便有庄子那样的“否定者”，也只是对于宗法观念的直接单纯的否定，而不能在这种否定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思想也是有一个“体系”的，但这个体系没有得到自觉的总结和分析，一直是被无意识的遵守和推崇，诸子的思想几乎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个体系就是宗法的体系。“天”是这个体系中最高的存在者，“天子”是天的代表，“天人合一”是这个体系运作的基本原则。实质上“天”是指代宗法伦理道德的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在抽象的方面，它是弥漫于古代中国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与主宰，在具体的方面，就是将自然和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大家庭，“天”则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天与天子的合一，天子便是天的全权代表。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是将人类社会的家庭的原则无限扩大，使之成为覆盖整个人类与自然界的普遍法则，全部的自然和人类社会都遵从宗法的伦理道德，一切自然的和人类社会中的现象归根到底都用宗法的伦理道德来解释。所以，与古希腊的思想相比，我国古代的思想才是真正的“以偏概全”，这一点与我们历来所宣传的见解完全相反。

    为什么在同一时期我国的思想水平总体上不及古希腊？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二者地理位置的不同。华夏文明起源于一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区域，是一个完全独创的文明，周边全部是比我们落后的民族或部落，我们先民的知识的积累，基本完全依赖于自身，绝少能从外部得到有益的补充。而古希腊文明不是一个原创的文明，它位于地中海的东部，这一地区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地方。在古希腊之前，已经有埃及、巴比伦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稍早于它或与之同时的，则有赫梯、波斯、亚述、希伯来等文明，这些文明在当时都属于较为先进的文明形态。因此，在古希腊文明诞生之初，它就有着吸收周边不同类的优秀文明成果的有利条件，而地中海给予它对外交流的便利有助于使得这一有利条件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转化为现实。所以，尽管希腊的面积远远小于我国，但在古代，它的文明却吸收了周边广大地域内诸多优秀文明的成果，从而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成就最为辉煌的文明形态。古希腊的思想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与古希腊的思想成就相比，我国的传统思想是存在缺陷的，但如何解释在中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长期领先，如何理解这一时期我国文明对于西方的明显优势？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不难找到的。古希腊的思想，虽然已经具备了整体性的思维和近似于科学的体系化的架构，但受制于当时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其中当然存在许多不完善和不正确的地方，因此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价值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完全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因此，在蛮族灭亡西罗马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的蛮族王国后，主导的思想成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古希腊思想中那些有利于科学进步的因素转入了“潜在”的状态，西方人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歧路与积累交织的思想相对停滞的时期，而相应的由于缺乏有实用价值的思想的指导，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便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的状态，故而这一时期的欧洲，如我们熟知的，总体上是落后甚至是愚昧的。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在经过汉朝时期对于思想的整合后，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了一种“自觉”（浮于表面的直观式的自觉）地涵盖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人事的原则成为中华文明有限构建的地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优先取向，包括价值的和实践的方面，这一取向还推广到了对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等方面。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和典章礼仪文化，这些东西在当时让中华文明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和先进性。优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当时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是较为和谐的，这一关系的调整到位，在当时的水平下便能有效地促进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而对于自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方面，这一取向也能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脱胎的自然，它的运行规律与自然界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用人事的原则去猜测自然、猜测人与自然的关系，会产生一部分正确的结果，在但是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一些有限地成果已足以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较大的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即古代中国的思想是缺乏整体性和科学性，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却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正是这个相对较强的实用价值，让中国在中世纪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

    在漫长的中世纪，随着欧洲与外界的交流，古希腊的思想又重见天日，基督神学的贫乏由此被欧洲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而基督教中较为积极的因素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中也得到了保留。 思想上否定之否定的第二个过程开启了，这样，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开始了对于自然界的积极探索（如地理大发现），开始了文艺复兴和思想的启蒙。漫长的量变终于产生了质变，古老的思想在经过新生之后终于成了具有实用价值的“实学”，西欧由此迎来了科学技术的大爆发，先进的成果并且还带动了中东欧的进步发展。

    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思想上依然是处于旧的体系（这是个不成其为“体系”的体系，因其没有上升为自身的主观认识）之中，受制于这一体系的压制，内部的实质性变革极为缓慢和微弱，即便有工商业经济的高度繁荣（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只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飞跃。从17世纪开始，中国开始渐渐落后于西方，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相对于中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地位几乎出现了一个完全的倒转。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假定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热衷于追求全方位知识的人，一类是只满足于精通人情世故的人。两种人同时踏入社会寻求发展，前一种人孜孜于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理清其间各种复杂的关系，后一种人则寻求于人际关系网的建立，并在这个网络的支持下马上开始自身的发展。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后一种人胜过前一种人，并且这种胜出开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前者首先着重于各种探索，肯定会在实践中吃不少亏，而且在探索的过程本身中还会走不少弯路。但是，若干代之后，前者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在短期内出现飞跃，一举超过后者。

    这场源自于西欧的超越，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让历史缩短，让人的潜在意义得以彰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高的善是人类的自我实现，近代的变革，虽然伴随着大量的苦难与不公，然而仍不失为我们开辟了通往至善的道路。

    当前的中国，在思想的方面，与传统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然而希望不在于回归传统，只能在与将传统与西方传入的思想相结合，实现那个充满了痛苦与曲折的真正的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