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行记1

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目的地是黔西南的一个小县城紫云县。一直以来我都对小地方抱着更大的兴趣。因为大城市千篇一律，让人只要念出它的名字就仿佛去过很多次了。可小地方就不同了，来到一个小地方，就像小时候和伙伴们对着一张地图玩找地名的游戏，有种“我找到了”的兴奋。对我来说，那才是真正的远方。

从贵阳机场出来，本来可以直接坐机场大巴到金阳汽车站，再转汽车到紫云县城。但我来之前查到从贵阳到紫云所在的安顺市，有火车前往。我喜欢坐火车，慢一点的火车，过路的火车。并且我也喜欢火车站。所以我拖着行李箱出了机场，去找开到贵阳火车站的公交车。我觉得我像个本地人。只有本地人才不会一出机场就去做机场大巴。

我当时并不想要写这么一篇文章，所以我也没有仔细地观察，很多情形现在也不大记得了。比如公交车上的情形，应该是和广州不一样的，可是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是说不准确的。

贵州多山，在贵阳市区就可以感受到，有些高楼之间就夹着一座山，这给人一种奇幻的感觉，仿佛置身于远古和现代之间来回穿梭。忍不住认真地思考一下：这是不是最接近楼盘广告宣传的“山景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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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火车站广场有一座人行天桥，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是每座城市火车站广场的标配。广州火车站以前也有一座，现在早拆了。就像当初人行天桥象征着一座城市的繁荣，现在它似乎又象征着一座城市的落伍。火车站的外形倒是很现代化，像一艘扬起风帆的船。至于为什么火车站要像一艘船而不是一列火车，我也是写到这里才产生疑问。但当时这种设计还给我带来一种新鲜的体验，和一般火车站进站口在光线很暗的一楼不同，它的进站口位于二楼，当我拖着行李进站，就像身在船腹里行走，而四周是明亮开阔的，迎合了即将踏上旅途的兴奋心情。站台则在下一层，要坐着扶手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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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75从烟台开往昆明，来到贵阳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如果说坐高铁的人看上去都像是刻板而无聊的成功人士；那么，绿皮火车上的人，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自带着一个江湖。车上竟然有记者采访，正在问一个90岁的老太太，问她一个人去六盘水干吗，老太太回答不清，旁边的人替她说回娘家。因为无法交流而终止采访后，旁边的人替老太太惋惜：本来人家让你出名呢！老太太露出羞涩的笑，既不懂何为出名，也好像在为自己没有让大家都尽兴而抱歉。那个即将在安顺下车回家的列车员，扫完地就站着和一位乘客聊天，嘴里说出来的都是国际新闻的版面内容，时效性很强，说的是李明博被捕，还颇为锋利地提出“为什么韩国总统一去职就被捕”这样深刻的问题。车过贵阳后不久，车上的女播音员播出了当天中午最后一条消息：为了不打扰大家休息，列车播音室将暂停播音，我们下午再见。然后是一段肯尼基的《回家》后，车顶上的喇叭立刻安静了，车厢里嘈杂的人声这时也变得有些遥远。我真想和这广播“下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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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过去第一站就是安顺，走了一小时，票价是15.5元。下车前，另一位列车员一边站在门口等进站一边抓紧时间向又一位列车员讲述他刚吃过的一道菜，好像是用豆腐、木耳、海米做的一道汤，在他的描述下，他犹自回味无穷地咂摸了好几遍。我想起土耳其诗人塔朗吉那首写《火车》的有名的诗，里面有一句“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乘客多少都和我有亲”，我因此也想略带矫情地说，那一个小时，因为我无所顾忌地张大了耳朵收集他们的秘密，这车厢的每一个人，都使我有了某种亲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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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到了。这是一个被人写成了一本书的地方。像凤凰被沈从文书写，它便具有了某种文学上的气质。这种气质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愿意在说起它时赋予它一些文学上的想象。第一眼看到火车站，朴素平凡，两条铁轨夹着一个站台，可以一眼望到头。铁轨之外是这座城市的半个轮廓，一座座在建或者建好的楼房，显示这也是一座急于发展的城市。出站口通道很短，有两个出口，出入的仅有几人，简洁得让人想起这应该是某部电影里隽永的镜头。从出口就能看到等在门外三三两两拉客的本地人，墙上红色大字醒目地写着“黄果树”，这是来安顺的外地人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地。但我当天不去，我搭了一辆面包车前往几十公里外的紫云县。

此次贵州之行，我总共在安顺停留了四次，其中三次是转道去其他地方，另一次在城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在小城里逛了半日。我就先从这里说起吧。

戴明贤先生笔下的安顺是一座四面都有城门洞的石头城，城外则群山环绕，说是环绕，其实山与山之间仍彼此保持着距离，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如今在城外仍然可以看到不少山，可是在城里，就再也看不到那些城门洞了。我那天早上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和人吵架，可也没耽误我很快就找到了武庙。小城不怕迷路。武庙里原先供着关公和岳飞，但岳飞的塑像被毁了，现在大殿里只有关公的塑像。从武庙出来再问人文庙在哪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又似乎无论你朝哪个方向走，用不了多久也可以拐到这里。我跟着一个中年阿姨去，她老家是湖南人，父母抗战期间避祸到这里定居，她则是这里出生这里成长，一辈子都呆在这里。她就是戴明贤先生笔下的“下江人”的后代，抗战时期从内地到安顺，不仅在此安居，也带来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戴先生说，“下江人”爱下馆子爱看电影，还会躲在城门洞里谈恋爱。我隔着岁月想象那种战时繁华，比今时目之所见的高楼大厦娱乐场所，似乎更加有滋有味。但这位阿姨并没有听说过什么“下江人”的说法，她只说自己没去过湖南，而安顺是个气候很宜居的地方。历史有时候也许只是给旁观者去猎奇的，对于生长于斯生活于斯的人来说，“下江人”早已被写做了“安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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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位于一片破败中，四周都是拆下来的烂砖废物，和用钢架搭起来的工地。远处能看到拔地而起的高楼。有了这个对比，文庙更显得大隐于市，我抬脚走上它的石阶，对它的建造者充满了敬意，为它守着这块土地几百年，并沉淀下来的一切。除了门、屋檐和牌匾，这里的一切都是用石头做材料，大成殿前的两根龙身石柱，戴先生写当年雕刻的匠人潘师傅，工钱是按照凿下来的石屑石粉称重计算的，一两石屑一两银子。至今仍是镇城之宝。不知潘师傅后来靠这个赚到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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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生把安顺叫做“石头城”，小城里的老百姓就在这个由石头打造的世界里，经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最后的终点亦是在一块石碑之后隐身，销声匿迹。我顿时觉得人生应是安静的。那天早上，我走过这座古城的小巷，居民区、学校、商铺、菜市场，人们在行走、说话，制造出声响，可是那场景却因为脚下的一条石板路，将所有的声音都吸了进去，四周变得安静，人们内心平和，世上再无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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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已经被改造成柏油大马路的顾府街上，望向对面正在改造的儒林路，那里也将变成一条柏油路；从顾府街穿过蒋衙路，经过图书路，就看到了安顺市区的标志建筑白塔。戴先生说，白塔当年因一个老妇邓罗氏逼媳为娼不遂将其碎尸杀害，这是小城的空前大案，县官将邓罗氏处以凌迟后又立碑为戒，以警示后人。现在，这个故事并不见于白塔，而安顺府志中的记载，则说元朝当年建此塔是“前贤建以培风水者也”，听着是更靠谱，不过却没有戴先生说的更传奇。

在安顺的半日，我的内心是满足的。我的脚停不下来地走，丝毫不觉得累。时隔一周记下这段旅行时，那天的所有记忆都毫不犹豫地出现，让我觉得那半日丰盈得好像几天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