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4 社会化电商，实现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吴军的投

王煜全  科技概念股 | 社会化电商崭露头角

一、社会化电商将重新崛起

商品信息爆炸的时代，电商解决了互联网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又使得商品种类极大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淘宝平台的价值更大了，也不意味着用户的决策分散了。

我曾为大家介绍《爆款》这本书，作者在影视圈工作多年后研究得出—— 当信息爆炸、用户选择增多时，用户不会倾向于选择长尾，而是更倾向于选择头部。 即用户开始追赶潮流，这也解释了国内所谓的IP兴起，内容和渠道都没有称王，头部为王。

在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信息对称，但见识、能力、信用、情感不对称。

企业界可以通过上述四种不对称建立自己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可以用来分析消费者，当选择变多，消费者就会跟随见识、能力、信用比自己好，情感值得托付的人，变成“跟随购买”，这意味着社会化电商会重新崛起。

二、电商需要传递影响力

社会化电商崛起的理论背景：从信息到信用，体现了《大连接》的核心理论——六度分隔和三度影响。

六度分隔： 我们想要联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中间只需通过正确的六个人就可以做到。

三度影响： 人和人之间的影响力，每度以50%的速度递减，因此一个人的影响力只能达到三度好友。

六度分隔理论说明世界上的人是紧密联系的，三度影响说明人的影响力是不易传播的。

电商不仅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引发行动，因此社会化电商需要传递影响力。

长远来看，电商未来的竞争关键不在物流，物流将会变成标准品，更多的竞争体现在影响用户的能力。

三、电商之争才刚刚开始

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顺丰不是商家，因此不具备影响用户的能力。

淘宝虽然做过很多尝试，但目前也还是差强人意：

一方面，淘宝推荐不够专业，没有树立起在消费者中的信用；

另一方面，淘宝抑制第三方引流公司，例如折扣（降低了淘宝收入利润）型平台；防范美丽说、蘑菇街等利用社会化影响力的平台。

淘宝虽然认识到了影响力的重要性，但因为缺乏社会化基因，信用需要各个店家各自建立，淘宝本身给予的是商品信用、而非商家信用。

阿里和顺丰之争只能解决现阶段的物流配送问题，长远来看，电商未来要形成长期影响力，需要完成社会化，建立自己的信用，任重道远。

社会化电商崭露头角，电商之争才刚刚开始。具体社会化电商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格局和机会，明天我将继续为你做详细介绍。

王煜全，前沿侦察第356天。

精选丨细分品牌的机会等7条

2.S2B商业模式的兴起

商业模式 新零售 趋势

阿里巴巴总参谋长曾鸣在天猫智慧供应链开放日的论坛上，总结了他对新零售、新商业的思考，并提出新概念S2B（Supplychain platform To Business）。S指大的供应链平台，会大幅度提升供应端效率。B是生长在供应平台上的物种，可能是一位网红，也可能是一位设计师。一个大平台对应万级、十万级甚至更高万级的小B，让他们完成针对客户的低成本实时服务，理解客户的需求，寻找客户的痛点，再利用供应链平台对设计、生产和运输等的协同能力，完成对客户的定制化服务。曾鸣说：“未来的一切都是服务，产品只是服务实现的一个中间环节，S和小B之间既不是买卖的关系，也不是传统的加盟关系，而应该是赋能关系，这个模式将是未来五年最值得大家努力的战略方向。”

李翔：梁建章和曾鸣讲到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大型平台和细分品类的关系。大而全的平台机会的确在减少；依托于大平台的小的细分品类公司机会仍然存在。当然，携程和阿里巴巴都已经是大型平台。

3.有价值的数据资产，是一家企业的核心价值

凯文·凯利 数据资产

《失控》作者凯文·凯利接受自媒体42章经采访时说，他认为未来拥有最多有价值的数据资产的企业，市值会是最大。 相较于人工智能，凯文·凯利认为未来虚拟现实（VR）更有可能创造出“互联网”量级的价值，因为“VR将创造出远超我们想象的数据，而那些有价值的数据资产，才是一家企业的核心价值。VR技术，将有机会帮助企业完成数据收集的梦想”。 他说，特斯拉的市值超过通用证明了数据资产的价值，特斯拉到2016年底已收集了超过20 亿公里的数据，“手握这些数据，特斯拉能够清楚地知道顾客的行车轨迹和车辆使用情况，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其实现全自动驾驶的目标，而相比之下，通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凯文·凯利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亚马逊。亚马逊能够连续20年不盈利，但市值超过营收是其5倍的沃尔玛，也是因为亚马逊拥有的数据。亚马逊的云服务，对外能够大幅降低企业前期基础设施成本，对内能够获取丰富的交易数据和用户偏好数据。

李翔：顺丰和菜鸟因为数据产生分歧，甚至不惜在媒体上撕破脸，也能让人感受到前沿公司对于数据资产的争夺，已经激烈到了何等程度。

4.通用只是做了一辆电动车，而特斯拉做的是一辆智能汽车

互联网+汽车

“车和家”创始人兼CEO李想在混沌研习社的课堂上说，特斯拉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智能汽车，这家一年只卖10万辆车的企业，市值超过了卖900万辆车的通用汽车，根源在于“认知能力”。李想说，我们过去看到的大部分商业和产品，都是工业革命后产生的，讲究控制、不犯错、精益求精，传统的汽车厂商就是这种工业思维的坚定遵循者，所以通用出了一款电动车，认为只要里程跟特斯拉一样，价格便宜，就能卖得好，但结果在美国只卖了几百台。现在很多人在谈“互联网+”，认为汽车装了4G，能联网就是智能汽车，这是一种认知错误。上网谁都会，并不难，互联网最难的在于打造超强的互联网系统，要有运营系统，上接云端、下接帐号；能够连接所有的服务、外部硬件和应用；还要有非常强的数据能力去获得软件、硬件以及用户的所有数据。所以，通用只是做了一辆电动车，而特斯拉做的是一辆智能汽车，这是本质的不同。

李翔：“互联网思维”最火的时候，工业界和互联网界就有一种争论：互联网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系统认知。传统行业企业家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工具，只要嫁接在自己身上就可以；而互联网企业家大都认为，它是一种系统思维和方法论，这也造成了传统企业的“转型”困境，因为转型需要公司彻底改变基因，而不仅是嫁接一种技能。毕竟，会飞的老虎只存在想象中。

5.衡量产品的关键是价值

科技 产品

车和家创始人李想说，衡量产品他认为最关键的是价值。什么是价值呢？“你要帮助客户解决什么问题，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实现的一个价值。”价值如何衡量？李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对用户而言，价值衡量只有两个（方式），一是用户愿不愿意为你真正付出时间，另外一个是用户是否愿意为你真正付出钱。” 李想提到，2008年时他们招来一个刚毕业的产品经理，后来成为产品总监了。这位产品经理当时提出一个反常的理论，“做产品的时候只谈价值，不谈体验”。这个理论不同于流行的互联网产品领域强调用户体验的思路，而是强调更根本的价值问题。 李想说：“我们后来一直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产品。”

6.学习阅读和写作可以改变成人的大脑

科学

《新科学家》官网在5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学习阅读和写作可以改变成人的大脑。一个德国的研究团队为了探求文化是如何改变大脑的，选择了阅读和写作这两项技能进行研究，因为这两项文化技能在进化史上出现的比较晚，人类还没有机会进化出专门的基因。他们在印度农村做了一项实验，在两个村庄招募了30名印地语成年人，平均年龄约31岁。然后，教其中21个人阅读和写作，另外9个人不教。实验持续了6个月，研究人员分别在六个月期间、之前和之后对参与者的大脑进行了扫描，结果发现，已经学会阅读和写作的人的大脑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进步越大的人变化越明显。比如，负责学习的大脑最外侧皮层活动明显增强；负责协调感官和运动的丘脑和脑干，表现也更活跃。丘脑和脑干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控制注意力，所以，学习阅读和写作也许是一个增强注意力的好方法。

7.告诉同事你周末做了什么，就能改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管理

37signals公司是美国一家小而美的网络应用公司，曾被《连线》杂志评为2008年十大最值得关注公司。37signals的创业和管理理念也很受人关注，出版过畅销书《重来》等。37signals联合创始人贾森·弗里德（Jason Fried）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他是如何维护和建立公司文化的。 贾森·弗里德说：“让从不一起工作的人之间有分享时刻，这样的小时刻就能增强彼此的了解，增强企业文化。” 比如每周一早晨，主动问公司每个人：“你上周末干了什么？”这让每个人都会有规律地敞开一点儿他们的世界，也让每个人都成为有风格的个人，而不只是同事。再比如他们每月会有一次活动，几个创始人会在全公司随机选取五个人进行一小时即兴的视频群聊。这五个人，有新人也有老人，来自不同的部门，在一小时里聊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事，聊天内容会在公司通报，即使没参与聊天，也可以读到有趣的记录，就像你在现场一样。

聚焦丨实现影响力的核心要素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特别有影响力，他们的想法总是能被别人接受，并且获得支持，这些人是怎么做到的呢？最近有本新书《关键影响力》，作者有好几位，主要作者约瑟夫•格雷尼，是企业变革领域的资深顾问。这本书里讲了两个实现影响力的核心要素，第一个是关注和衡量，第二个是发现关键行为。

第一个核心要素，关注和衡量。先说没有影响力的想法，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模糊不清，没法执行；一个是没法衡量；还有一个是错误衡量。

要让自己的想法产生影响力，就要避开这三种错误。举个例子：医生要在2017年的10月1日之前，拯救10万名患者的生命。这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目标。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可以衡量，可以定期考核，还有正确的衡量指标。

第二个核心要素，发现关键行为。一件事情做成功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定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把这个因素叫做关键行为。只要能发现关键行为，并且加以改变，就能实现影响力。

比如有一家以“用户体验”闻名的餐厅，他们的每一个服务员都给顾客带来超出预期的体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并不是因为有一大堆的服务守则，而是只有一条关键行为：时刻抓细节。每个服务员只要记住这一条，根据不同顾客的不同细节，就能提供让顾客惊喜的服务。

怎么才能发现关键行为呢？有四个策略。

你可以注意显而易见的行为。比如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大一新生的退学率高达50%，这个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担忧，怎么才能让大一新生不退学呢？退学的关键行为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对大一新生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三种关键行为能决定他们是否会退学，分别是每天上课、完成作业、广交朋友，做到这三点的学生一般都不会退学。所以说，关注那些显而易见的行为，它们往往就是实现影响力的关键。

你还可以寻找关键时刻。比如对于快餐店来说，投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点餐没人理，二是点餐时间过长，三是点餐服务质量太差。其实这三种问题，大部分来源于三种关键时刻：像餐厅人手不够，后厨出现了问题，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了大量客人。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应对，就能产生影响力。如果再次出现问题，老板就应该马上停止手头的工作，去协调和安排各个员工，让顾客快速点餐和用餐，与此同时，赶紧解决后厨出现的情况。

还有一个策略是向表现优异者学习。这个策略有三个步骤，先在人群中发现优异的表现者，然后找出普通员工和优异表现者之间的行为差异，最后让所有人都采用正确的关键行为。

除了前边的策略，还有一个是注意文化壁垒。比如说，医院特别注重权威，清洁工一般是不会指出医生的错误的，因为很有可能会遭到冷漠的回应。但如果医院规定，清洁工在提醒医生比如忘记洗手等小错误的时候，医生要表示感谢，这样就能让清洁工感受到尊敬，以后也就不怕指出医生的错误了。这就是文化因素的作用。

最后总结一下，影响力的核心要素有两个：第一个要素是关注和衡量，要满足三个条件：目标明确、可衡量以及正确的衡量指标。第二个要素是发现关键行为，方法有四种：注意显而易见的行为、寻找关键时刻、向表现优异者学习和注意文化壁垒。

吴军 第236封信丨我的投资原则

我在第145－153封信中谈到了资本的投资，大家反馈比较热烈。今天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做风险投资和人生投资的几个原则。

当然空洞地讲道理没有意思，我就通过讲故事来说明道理。今天我就讲讲如果不停止下西洋，明朝会领先于大航海时代吗？

郑和七下西洋路线图

郑和在今天西方人写的历史中，依然被看作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者。他第一次航海（140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旅（1492 年），早了近一个世纪，而且郑和的任何一次航行，船队规模和舰船大小都远远超过哥伦布历次航行的总和。

郑和的船队有200艘以上，多达27000多名官兵；他的旗舰，也叫作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能容纳上千名军士。照这个记载折算成今天的尺寸，它大约长141米，宽57米，它的排水量至少在2000吨以上。

而哥伦布的舰队只有三条船，不足百人，即使是旗舰排水量估计也不足百吨。从各方面来讲，哥伦布的舰队与郑和的舰队都差出两个数量级。郑和一生航行的距离也比哥伦布要长。因此，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很敬重郑和。

不过与此同时，没有人明白中国明朝当时为何会不惜代价去做一件几乎没有结果的事情。当然，这也就让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剧作家都有事情可做了。但不管怎么讲，郑和七下西洋依然书写了古代中国航海史上最华丽的篇章。

中国自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而九十多年后，葡萄牙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后，却开启了东西方的贸易时代，也促使了欧洲的崛起。因此，很多人就在想，如果不停止下西洋，明朝会领先于大航海时代吗？答案是，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从经济的角度讲，郑和下西洋是亏本买卖，而欧洲的大航海是赚钱买卖。

当然会有人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为了做买卖，是为了寻找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朱允炆，或是为了彰显国威的。其实郑和下西洋的很重要的目的还真是为了做买卖，而且做法和欧洲早期殖民者没有什么差别，并不是今天宣传的那样作为和平大使出航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他下西洋的一些细节。

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郑和船队抵达了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当地有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和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Sinhalese），前者担心同样信奉佛教的明朝会帮助僧伽罗尔人，就袭击了郑和船队中的一些士兵和商人。

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误会，泰米尔国王惧怕郑和的大军，以6万两黄金来赔礼谢罪，郑和因为初下西洋，并不熟悉当地情况，就接受了对方的求和。但是到了1409年，郑和第三次来到锡兰，对当地已经熟悉了，便奉永乐皇帝之命，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佛教寺中布施，这对于泰米尔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佛教是他们的敌人信奉的宗教。

结果，当时控制着锡兰政权的泰米尔人和郑和的军队爆发了武装冲突。郑和的军队突袭了锡兰皇宫，将国王俘虏带走，软禁在明朝。明成祖朱棣也下令锡兰人重新选出自己的新国王，这就帮助僧伽罗人一举复国。就这样郑和在锡兰，建立了一个服从于大明王朝的傀儡藩属。这种做法和后来的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做法如出一辙。

郑和的船队不仅在锡兰建立了殖民据点，而且于140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旧港将中国的海盗头子陈祖义消灭了。然后，郑和就扶持了在冲突中帮助他的，当地另一个华人领袖施进卿成为了旧港新的统治者，那里便成为了大明王朝在南洋群岛上的最重要藩属——旧港宣慰司。

就这样，郑和为明朝在南洋等地建立了完整的贸易体系。读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么，如果明朝在郑和之后依然将他一手打造的大航海体系维持下去，不是应该更早地成为海洋大国么？问题还真没有这么简单。

只要稍微读一读明朝的历史，就会发现永乐王朝一方面大力推动下西洋活动，但同时还在奉行非常严格的海禁政策。中国自宋、元开始到永乐之前，私人的海洋贸易其实非常发达，但是从此就被禁止了。这一下就造成了进口货物必须经由郑和的官方船队才能运抵中国，也就是说形成了官商垄断，而在过去私人船队是可以进出口货物的。

西方大航海的动力是获得胡椒和其他一些东方商品，郑和船队在东南亚地区主要进口的也是胡椒和当地特产，如苏木。这些货物在当地其实相当便宜，而运回中国，价格便可暴涨20倍之多。这样一来，照说作为官方垄断性企业的郑和航海应该获利颇丰才是，但事实上却让明朝变得快过不下去了。

相比民间贸易，郑和的船队所开展的贸易既没有效率，也没有灵活性。当然，作为一种补充手段，明朝依然允许藩属国朝贡。远近各个国家可以定期走海路抵达广州，通过官方以朝贡名义开展贸易，当然明朝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气度，每次朝贡贸易都是亏损，以至于后来要求各国少朝贡。

我们知道，利益是支撑大航海时代的国家与航海家们舍命冒险的原始动力，无论是国家或者出资人，还是参加航海的全体成员，都有能够看得到的丰厚利润来分享。当时在欧洲的惯例是，航海家们除了向国王缴纳五分之一的税收外，收益全部分给船长和船员，随船商人、普通水手和士兵人人有份。

而郑和的船队与之截然不同，所有人都是为皇帝打工，但在实际收入上并无多少吸引力，他们只是领取俸禄。如果说郑和还有航海的伟大理想，下面的普通士兵可没有，他们都是从明朝在各地部队中抽调的，参加航海和他们的利益还有冲突。明朝采用卫所军户制度，军队所在的卫所收入依赖于士兵个人所分得的土地，当这些士兵常年出海后，土地耕作就成了问题。

当然，更多的财政漏洞还来自于下西洋贸易本身。虽然一开始从南洋进口的货物在明朝国内有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随着这些货物大量涌入中国，价格也就不断下滑，而且很快那些商品在明朝国内的市场就趋于饱和。其结果是大量胡椒等货物囤积在明朝官方的仓库中，越积越多。

为了不让这些货物全部腐烂掉，朝廷开始强行摊派，用这些货物代替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官员的俸禄。虽然在短期内对财政亏空的朝廷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敛财手段，但是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是难以持续的。

在永乐皇帝去世后，这样劳民伤财的下西洋活动就停止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主要是去麦加朝拜）。在整个下西洋行动中，上至皇帝自己、各级官僚，下至普通水手和小民，不但不能从中得利，反而变相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如果明朝不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仅不会成为海洋大国，反而会提早将明朝送上灭亡之路。

在官方主持的下西洋停止了之后，明朝人并没有完全停止海洋贸易。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不少人又开始偷偷下海做生意，有的干脆到南洋（东南亚）定居了。到了十六世纪初，广东地方官方索性半公开地抵制朝廷颁布的海禁政策，不仅允许朝贡的外国船队来华，还组织专门的走私船队做生意。朝廷曾经对此三令五申地要求禁止和严查，却总是抵不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诱惑，难以实施。

我在之前的信中讲，任何一个好生意最终都是要盈利的。因此，对于不能够盈利，或者长期不能盈利的企业我是不会投资的。今天很多人喜欢讲情怀，我有时也喜欢讲，甚至会拿出一些钱做慈善，满足我自己和一些人的情怀。但是做投资和做慈善我是严格分开的。做投资一定要有回报，否则就无以为继。

具体到今天的一些行业，凡是要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的行业我是不会投资的，比如太阳能。我父亲是中国最早研究太阳能的学者，担任过中国太阳能协会秘书长，我从初中起就在接触太阳能的知识，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光伏太阳能发电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依然是亏损的，而且今后在较长时间里依然无法盈利。

当然有些人会说，别人拿了政府补贴从太阳能领域挣到钱了啊，你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我不想让投资具有太高的政策风险。很多人因此挣到了钱，但是那不是我的菜，我只挣我该挣的，而且是收益比较确定的钱。

类似地，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我是不投的。今天在每一个细分的半导体行业中，第一名可以获利，第二名可以不赔不赚，以后的全部亏损，因此除非有本事在十几家中找出第一名，否则投资一定亏损。不过在中国，情况则不同，投资半导体还是有利可图的。这就如同上个世纪70年代，投资美国汽车业会亏损，投资日本的挣了大钱。

第二，挣钱效率低的不投资。郑和的官方生意，即便能够挣钱，效率也远不如欧洲的航海，甚至不如中国的民间生意。如果要做海上贸易，钱该投给谁是一清二楚的。

第三，参与者不能几方共赢的不投，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持久。郑和从海外带回的商品，即便以强制的方式让官员们买单，但不是共赢，因此无法持久。今天一些创新项目，看似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却损害更多人的利益，这种项目不能投。

当然，我知道大部分读者不做投资，但是在做事情时，大家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投资。因此，稍微变通一下这些投资原则就是做事的原则了：没有好处的事情不做，效率不高的事情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不做。

另外，关于大航海的故事，在我所写的《文明之光》中有更详细的叙述，欢迎你去阅读。

今日思考

吴军：一个国家的崛起，有时需要一些人离开家乡远渡重洋去开拓新的市场，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有恋土恋家的习俗，以至于不太愿意投身于海外扩张。你觉得这个状态在今天是否有所改变？

万维钢 特别放送丨释放少的潜能，取得多的成就

今天我来帮你把今年2月份出的新书《俭省》总结归纳一下。现代社会，过分追求“多”，好像是不对的。可到底哪里不对呢？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这本书给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书名：Stretch: Unlock the Power of Less -and Achieve More Than You Ever Imagined 《俭省：释放“少”的潜能，取得“多”的成就》

作者：莱斯大学管理学教授斯科特·索南史恩 Scott Sonenshein，曾出任过许多跨国公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微软（Microsoft）的战略顾问，在硅谷的一个创业公司经历了网络泡沫的繁荣与衰落。

本书核心观点：避免陷入一味求多的思维模式，尽可能利用手里现有的资源发展。

1.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追求更多”，多就代表成功。对此批评意见也有两种：一种是消极避世、节制发展，另一种是极简主义。然而，现代社会组织的整个前提就是要发展，发展已经是现代人的本能追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发展解决。

2.追逐者：更多的收入、更大的办公室、更高的职位、更好的汽车等等，有这种强烈愿望的人，索南史恩称之为“追逐者”。追逐心态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跟别人比。

第二个来源是我们总是认为要想办成更多的事儿，就得动用更多的资源。

第三个来源是，我们单纯就是想要“更多”。

3.追逐者心态公式：拥有更多资源 = 获得更好的结果。而真正要把事情办好，需要的是另一个公式：

更好地利用资源 = 获得更好的结果

4.正反馈游戏：在短期内，你追逐的越多，拥有的就越多，获得的评价就越高，向上攀比的对象也越高，你越想追逐更多的东西，主动停手很难。但是这个游戏是不可持续的，最后要么把能从外界获取的资源耗光，要么把自己的精力和希望耗光。

5.资源的“内在价值”是一回事，而人怎么利用这个资源，是另一回事 —— 如果人能够善加利用，就可以给任何资源创造新的价值，现代人，应该尽量干那种“有差别”的劳动 —— 也就是要创造。“俭省思维”，能激发人的创造性。

6. “俭省思维”不等于吝啬。它有三个好处：

第一，俭省者关注长远目标。

第二，俭省者的攀比心理比较弱，不会陷入追逐者绝境。

第三，最重要的是，俭省者总是尽可能利用现有的资源。

7. “俭省思维”是一种思维模式——主动给自己设定一些限制，专注于给已有的资源开发新用途，而避免陷入一味求多的追逐者绝境。

8. 俭省思维模式的关键，是从已有的资源中发挥出创造性的价值。一个最普遍的创造方法，就是“想法的连接”，即把一个遥远的想法跟你手里的东西连接在一起，提供一个新思路。

9.发挥创造性，“刻意练习”成一个专家就远远不够了。这是因为练习的作用有限：

第一，有严格固定规则的领域，练习的作用最大，比如国际象棋；没有严格规则的领域，练习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音乐、教育、编程。

第二，环境局面越是可控和可预测的，练习的作用越大，能解释24%的表现；局面如果是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的，练习的作用就很小，能够解释的因素只有4%。

10.“窈窕淑女效应（Pygmalion effect）”：你当她是个什么人，她最后就真的是个什么人。俭省思维模式的关键在于怎么开发手里现有的资源。

11.你把别人当成什么样的人，别人慢慢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认为自己是个什么人，你自己就会变成什么人。这个“预期”，放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就是“叙事自我”。我们时刻都在给自己讲一个故事，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个这样的人。人都是高度可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