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

图片发自简书

　人生术很多，今天只讲一个，就是应付情感的方法。情感包括喜怒哀乐，虽然幸福的整个问题不完全在情感上，可是喜怒都于人生有大关系。如《三国》上三气周瑜，一下子给气死了；《说岳》中的牛皋捉住了金兀术，把金兀术气死，牛皋乐死了。这都是情感的作用。我们怎么对付它，就是现在要讲的。

　　可见，冯友兰所关注的，是如何调控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以实现一种内心的幸福。

　　在讲演中，冯友兰特别提出庄子对于情感的来源和情感的作用的了解：

　庄子说人之所以有情感，因为人的知识不够，若有充分的知识，则不会有情感。譬如大风天气，使人出去不方便，在大人亦不觉得有情感发生。可是小孩子们不能出去，就会很生气，骂天是混蛋。这因为孩子们没有大人知道的多，就较大人受情感的痛苦多。西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说，情感是人的束缚，若人有完全的知识，就可以把这束缚打破。

　　《庄子》养生主篇讲此道非常之多：说老子死了，许多人非常悲哀，《庄子》说他们是“遁天背情”，“古之所谓遁天之刑”。他们对于人生性质，没有完全的知识，他们不知道死就是生的结果，所以他们就受了“遁天之刑”，即是悲哀。

　　庄子是很懂这道理的，他的太太死了，他反鼓盆而歌，惠施曾因此责备他，庄子说，在起初，我心亦莫不惋然，但后来想，世界上原先压根就没有他太太，后来忽然有了，有了又没有了，还是和从前一样；人之生死，正如春秋顺序一样，没有可悲的。庄子之如此，是他以理化情。

　　照这个说法，冯友兰这里所关注的情感现象，主要是指消极、否定的情感情绪。他借庄子的话表示，人不能顺应自然的变化去理解世界与人生，就是“遁天”；人因为遁天而遭受这些消极情感的折磨，就是受“遁天之刑”。另一方面，他认为，情感之发生是由无知所致，而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对于自然的知识，如气象；一种是有关生死穷达的知识，其实是指哲学的了解。缺乏这两种知识，人就会受情感的束缚折磨，而不能解脱。

　冯友兰认为，人之所以不能摆脱情感的束缚，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人不能避免情感的发生，而更在于“心累于物”，即情感发生后，不能为理所化，而累系于物：

　　王弼等主张人应“应物而无累于物”，说情感是自然的反映，所以不能免除，只要不累于物就够了。《庄子》应帝王亦讲“至人之用心若境，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镜之不伤，在其无累于物，但庄子只讲以理化情，对此点未加发挥。宋儒却有很重要的发挥。程明道的《定性书》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宋儒解释此理，常举的例子是颜回的“不贰过”“不迁怒”，能作到此地步，就是他能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如某人和他太太打仗了，一生气连茶碗都摔了，就因为他未能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王阳明说：“七情不可有所著”，著即累，即七情不可有所累。讲《大学》“心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他所注重在“所”字，一有所忧患忿懥，即是有了对象的累于物了，即有所苦了。如我们看人打别人的嘴巴，我们当时或亦忿懥，但事一过就完了。若有人来打我一个嘴巴，那就不同，我不但现在恨他，甚至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恨。就是因为我的心有所累，我不能廓然大公，有“我”的存在，不能以“人打我”就象“人打他”的态度处置之。

　　冯友兰认为，庄子近于无情论，而王弼和宋儒的看法则不是无情论。王弼和宋儒都认为人的情感是自然的反映，不可能免除，所以人应当做的，不是无情，不是免除一切情感，而是使七情不要著累于物而伤苦。

　冯友兰在讲演中最后指出，七情所以累物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有我”。“我”的存在是心有所累、不能廓然大公的根源：

　　人至有所累与物否，完全在于“有我”与“无我”的存在。以现在的话说，就是客观的态度之有无。廓然大公，的确是对于人生幸福有莫大关系，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亦很重要。…… 不能括然大公，有我之存在，总是战战兢兢，患得患失，结果也很糟。…… 所以大公无私，无我无己，若在道学家的旗牌下讲起来，很无味，但是它们是对人生幸福有关系的。

　　这是说，决定人生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能够作到“无我”，无我才能廓然大公，不累于物，不为外累所伤所苦。换言之，人应当有情而无我，或情顺于物而无我。所以，重要的不是无情，而是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