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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适的成都--万里单骑走西藏(四)

2018-06-30  本文已影响264人  萝卜阿黄

       我的西藏行由成都出发,沿着甘南、青藏线、拉萨、川藏线绕了个圈,回到成都画上句号。出发前在成都休整了两天,经朋友推荐,去了春熙路、宽窄巷和锦里,顺道参观了武侯祠。

       春熙路是成都的商业中心,站在十字路口的天桥上,一眼望去,高楼接踵,商铺林立,与南京的新街口并无二致。

       如同你下了火车,站在国内许多城市的火车站广场,如果不看路标和广告牌,似曾相识的建筑和街景,让你恍惚火车未曾移动。如果不是购物,春熙路不值一去,除了人挤人的热闹,了无新意。

       宽窄巷与锦里是成都的老街,风格相似,但宽窄巷似乎更具老成都的味道。宽与窄的两个巷子比肩而立,宽的巷子,两辆轿车不能并行,窄的巷子,奥拓车勉强而过。

       据说宽巷子的大名,得益于窄巷子的存在,如同一米六的女孩,站在一米四的女孩旁,被衬托得亭亭玉立。宽窄巷在清朝曾是满族士兵的居所,灰墙黑瓦的平房现在经过整旧如旧的改造,外观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踏进每个院落,还是能品味出更整洁、更精致和更舒适的细节改变。

       宽窄巷子的两侧散落着茶馆、小吃店和商铺,以茶馆居多。

       茶馆是成都的名片,代表了成都闲情淡定的城市心情。成都的街面上随处可见各种风格的茶馆,宽窄巷的茶馆尤为集中,随便推开一处院门,里面庭院深深,树荫下和回廊里摆着一张张低矮的茶桌,三五成群的茶客,身体歪歪斜斜地塞进竹椅里,或聊天,或养神,或发呆,望着时间从头顶上飘过,气息淡定,神情怡然。

       成都人把这种安逸的生活状态称为“巴适”,寓意怎么样都舒适。如同成都一些老茶馆的竹椅,乍一看要散架,一屁股坐上去,不管躺、靠、卧,竹椅都非常贴合身体的各个承力点,仿佛为你的体形量身定做,成都人在这种竹椅上常常流连一天,愣是将一把竹椅“巴适”成了天堂。

       在感官享受上,成都人挖空了心思,动足了脑筋。掏耳朵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清洁工作,成都人不屈不挠地愣是将它整成了城市风景。

       在许多茶馆和酒楼的过道,穿梭着头戴射灯、手捏耳扒、身穿制服的耳道清洁师,表情神圣得如同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二十元做一次全套,先把耳垢轻轻刮去,将一头裹着绒毛的铜针,插进耳道里轻轻搓动,再用类似音叉的金属条,放在耳边敲击引发共振,最后揉捏肩膀和颈部。

       在掏耳师的精心伺候下,许多顾客的表情最终被“巴适”成了春宵刚过的迷离状。

       成都九眼桥酒吧街的露天酒吧,见到一位漂亮的年青女孩,仰靠在高背椅上,双眸眯成一道朦胧的缝隙,当掏耳师把绒毛针探进耳道,来回慢慢地捻动时,女孩左边的眼角微微蹙起,似乎很痛苦的样子,右边的嘴角却在慢慢舒展,感觉一股无法言说的舒坦,正从这个女孩的心底缓缓地涌上唇边,再无声无息地弥漫至整个面部,如同平静的池塘里丢下一颗小石子,细微的水纹一波连一波,舒缓地波及整个水面。

       我好奇地上前问道:“很舒服?”,这个女孩没有立即回答,待脸上的表情归于平静,才气息幽幽地微笑说:“舒服咧,呵呵”。

       快乐不就是这样嘛,总是喜欢与痛苦伴行,看到痛苦的表情,听到痛苦的声音,或许只是某种不知所措的前戏,很可能在为更大的快乐,做爆发前的引导和铺垫。成都人或许早已明白,只有在痛苦的衬托下,快乐才能被“巴适”得刻骨铭心。

       成都人不仅巴适身体,还善于巴适嘴巴。许多知名的菜品,如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等,均是由四川人捣鼓出来,从成都走向了全国。

       成都的名点小吃龙抄手,名字蛮有艺术风范,叫来一尝,类似江南的馄饨,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

       宽窄巷里有道点心唤作“三大炮”,名号响亮又气派。从揉熟的堆面上,掐下三颗大小如撒尿牛丸的面团,左侧放着一面鼓,鼓面上放着六面小铜盆,再远处,斜靠着一个盛着肉粉的簸箕,将三个圆子依次砸向小铜盆,弹起,跌落至簸箕里,铜盆和鼓面被面团击中,发出类似大炮发射时的声响。

       把一道并不复杂的小吃,捣鼓出这么大的动静,只能佩服成都人闲逸得非同小可。

       ……

       到锦里,不能不去武侯祠。

       武侯祠与锦里紧邻而居,祠里供奉着刘备与诸葛亮的塑像,一个少见的君臣合祭之庙。中国人大都熟悉三国演义中的各式人物,特别推崇料事如神的褚葛亮,非常向往桃园结义的情节。

       此刻站在诸葛亮的座像前,我的脑子里却涌现了异于往常的想法。

       中国人推崇诸葛亮,表面上是忠君事主的精神,其实是料事如神的功力。或许在中国人的心里,诸葛亮玩人与玩事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仿佛对手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控中,无人能敌的操控力让国人羡慕不已。

       耍得别人溜溜转,同时还让被耍者感恩戴德,这是当下的许多国人视为做人的最牛逼境界,也是国人崇尚诸葛亮的心理基础。如同对某些伟人的偶像崇拜,都是这种能力观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不管手段多么卑下,无论过程多么肮脏,只要把他人忽悠得丢魂失魄,均是这个时代顶礼膜拜的能人。

       除了诸葛崇拜,桃园结义的故事也蕴含了相同的理念,两者都体现了不讲对错的观念。刘、关、张焚香结义,同生死共患难,乍看起来非常美好,却表达了“没有是非”的文化特质。

       结义之目的,主要为当事人谋取某种安全感,在歃血为盟的兄弟们眼里,自己所做的任何事,均能获得无条件的赞许,即使犯下杀人越货的勾当,在结义兄弟的鼓噪下,也能打扮成豪气冲天的壮举。

       结义文化模糊了善恶的界限,是非与对错都在义结金兰的幌子下,失去了统一和客观的尺度。如同三角或多角的男女私情,在普通人的眼里是羞于言说的纵情,但在某些结义的社团里,却能摇身为某种革命家的浪漫情怀。

       因人而变的善恶标准,导致民众对自身的行为与举止,无法获得稳定的预期,极易产生铤而走险的侥幸心理。赋予某些人心理安全的结义,带给社会却是动荡和骚乱。

       其实对于结义的当事人而言,他们获取的也仅是暂时的安全,在“覆巢之下”的大背景里,最终也无法逃脱“安有完卵”的个人命运。

       也许这就是成都的城市性格,只要当下舒服,以后怎么样都行,眼下的“巴适”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图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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