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也许是一种深爱

丁玲·胡也频：

甜蜜地亲吻你的信

雷电已过去，只下着小雨，夜是更深了。灯也亮了，人也倦了，明天再谈吧，祝我的爱好好的睡！我真的是多么甜蜜而又微笑地吻了你来信好几下呢！1点差10分，你爱的曼珈。

——丁玲

罗曼蒂克，又被称为浪漫，辞典上写着它的解释：富有诗意、充满幻想，罗曼蒂克的精髓在于，视被爱对方为宝贵知己，而自己又难以拥有对方。

什么算是罗曼蒂克的恋爱？纪伯伦和玛丽？答案似乎很多。不过有这样一个人，在20世纪的延安，这样谈及她的罗曼蒂克恋爱，她说她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

破茧而出的文艺女青年

提及丁玲总会想到文学，她是作家，她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提及她也会想起她的爱情故事。有人说，文学、政治、爱情是丁玲一生的三大主题。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四岁时，情况更是糟糕，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被迫带着丁玲和弟弟回到娘家。母亲领着两个孩子刚刚迈进门槛，在门前玩土的小男孩便跑了出来，和丁玲耍在了一团。那个小男孩正是丁玲舅舅的儿子，外婆见他俩玩得开，感情格外亲厚，于是给他们定了娃娃亲。

封建时代的嫁娶绝大多数是青梅竹马式的，青梅竹马的爱情固然美好，可大人总把小孩子之间的亲昵当成爱情。两人在年幼时期遇见，青梅竹马匆匆几年，便定了一生。

五四运动爆发时，丁玲正在女子师范念书，在大时代的感召下，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她是新时代的女性，怎么可以背着旧时代的婚约？她在这一刻决定，她要解除婚约，做一个真正的新时代自由的女性。

除了新时代解放思想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人，在丁玲解除婚约这件事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个人，丁玲不可能这么决然的解除婚约。这个人叫王剑虹，也是瞿秋白未来的妻子。她是丁玲的好友，在丁玲踌躇之际，给她带来了上海五四运动的一些情况，丁玲想了想，最终决定放弃师范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

18岁的丁玲踏出了家门，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毅然决然地奔赴上海。

1923年秋天，王剑虹和丁玲考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丁玲正式踏上通往文学的道路，她和王剑虹住在青云路青云里一幢两层楼的小亭子间里。在上海大学念书期间，她们认识了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受组织安排，被派到上海创办上海大学，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瞿秋白也是丁玲和王剑虹最崇拜的老师。看过瞿秋白的照片的人，都认为这就是民国儒雅文人的代表。当时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哲学，常常光顾丁玲和王剑虹的亭子间。后来丁玲回忆说：“他（瞿）几乎每天下课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极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那时对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争论，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所上的第一课。”

就像萧红的指路明灯是鲁迅一样，最早发现丁玲文学天赋的人，正是瞿秋白。不像萧红在见鲁迅之前已有作品问世，那时的丁玲甚至连一篇像样的作品也没有发表过，充其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不知道瞿秋白是如何看到她身上璞玉的痕迹，大概仅仅是那条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不变准则吧。

果然在1927年12月，署名“丁玲”的小说《梦珂》发表，占据在《小说月报》头版位置上。

1928年2月，《小说月报》又发表了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此后不到半年间，丁玲又有了《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皆在《小说月报》以头版位置刊载。这些小说后来又很快结集为《在黑暗中》作品集。连续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并很快出版，一时间“丁玲”这个名字蜚声文坛。

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女作家出现的高峰，但到了1928年，这些女作家却格外沉寂。冰心处在沉默期，石评梅已经去世，庐隐的创作出现了停滞，凌叔华搁笔不写，冯沅君去做了学者，属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女作家几近流散。

如此境况下丁玲的出现，无疑是给五四运动时期的女作家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个女作家比五四运动时期的女作家都更为大胆，带点忧郁，带点轻狂，单枪匹马闯进了文坛。有人评价丁玲的文章：“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相较于丁玲的横空出世，她的好友王剑虹相对沉寂，不过她却意外获得了与瞿秋白的爱情，上演了又一出老师与学生相恋的浪漫故事。1924年1月，在丁玲的撮合下，瞿秋白和王剑虹喜结良缘。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去世。十一年后，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县慷慨就义。

一个新“弟弟”胡也频

1924年对丁玲来讲不是一个好年头，这一年与她共赴上海大学的好友王剑虹逝世了，不久之后她又收到家里的来信，信上告知家中的弟弟也因为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

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1924年的暑假让丁玲心痛难忍，她不得不终止了在上大的学习，来到了北平继续读书。也许换一个环境，心就不会那么痛了。年轻的丁玲极力地摆脱亲友去世带来的悲痛，她流连在各种社交场合，靠灯红酒绿来麻痹精神上的痛苦，只是没有想到，她会在这种场合意外收获一个“弟弟”，而她更没有想过，会和这个小一岁的“弟弟”展开一段刻骨的爱恋。

在一个社交场合，丁玲的蓦然出现，宛若一只高贵的蝴蝶，打动了青年编辑胡也频的心，她优雅的气质、过人的才气深深地吸引着他。两人畅聊正欢，胡也频发现丁玲眉间若隐若现的忧伤，此时的丁玲正在为弟弟的夭折和命运的艰辛而踟蹰痛苦，她向胡也频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此刻的丁玲并没有对胡也频动心，正如她所言，她来到北平，是为了排解好友和亲弟病逝的苦楚，内心又常萌发何去何从的无奈之感。心绪极不稳定的丁玲很难爱上比自己年纪还小的胡也频。美国人曾做过调查，在同龄的男女性中，女性的心理年龄要比男性大两至三岁，照此推论丁玲和胡也频的心理差距为四到六岁，彼时的胡也频并不能引导丁玲走出心灵的困境，年少的胡也频在丁玲身边只能充当一个倾听者。

窘迫的丁玲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能得到文坛前辈的开导。但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正酣，误认为这是对方用化名在捣鬼，就没有复信。丁玲的困惑得不到解答，失去了留在北平的勇气，又恰逢王剑虹的父亲准备回湖南，询问丁玲是否愿意回老家。丁玲环顾宏大的北平城，这时的北平已进入了冬季，寒风彻骨，冰冷的找不到一丝温暖，再三思虑下，她决心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

这件事情，她没有告诉胡也频。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施绛年与他人恋爱的消息都能远传到国外的戴望舒耳中，胡也频能知道丁玲离开的讯息也就不足为奇了。丁玲走后不久，胡也频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当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也许这就是“姐弟恋”的魅力所在吧，这样的男生，总能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浪漫。

当年的实际情形，无外乎伤情的才女落魄归家，与母亲坐谈树下，忽闻门外有人轻扣，不想一开门，却是那个几面之缘的人栉风沐雨立在跟前儿，满眼的担忧与关心，那一刻恰好风裹着沙吹过，门里的人不小心就红了眼。

胡也频那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黄包车的车钱还是丁玲的母亲替他付的。他的单纯、执着与热情感动了丁玲，丁玲接受了他的爱，在湖南的常德，两人度过了甜蜜的初恋时光。

湖南相较于北平、上海消息相对闭塞，丁玲考虑再三决定和胡也频回到北平。其实丁玲和胡也频的这段恋爱，也引来不少的非议，好强的丁玲不愿受人抢白，相识仅一年的两人选择了携手，1925年胡也频与丁玲在香山结婚。

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容不下第三个人，一颗心也无法塞进其他多余的人。但在丁玲和胡也频之间，还是出现了那个本不该出现的人——冯雪峰。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住在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好景不长，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

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到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 “ 爱！我要努力，我有力量努力，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即使约微补偿我们分离的苦绪也不是，是为了使我爱的希望不要失去，是为的我爱的欢乐啊！过去的，糟蹋了我的成绩太惭愧，然而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

一个多月后，丁玲难耐相思的煎熬也来到了济南。虽然丁玲在上海并不富裕和前卫，但她依然给济南带来了震动。她和胡也频自由的革命式爱情和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波澜。那时正在山东省立高中读书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事后回忆：“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你终将离我而去，我的初恋

在民国除了花前月下、风花雪月的情爱，还有一种被看作是红色绝恋。

你终将离我而去，我再也寻不到你的踪迹，我的初恋——也频。

由于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为，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回到上海。也就在这个革命的五月，胡也频与丁玲一道，加入了两个月前刚刚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

1930年11月，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继冯雪峰之后任“左联”党团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左联”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后来的三百多人，并在北平、广州、日本东京都成立了分支机构。

在胡也频入党后，丁玲为他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度过了彼此的第一个元旦，只是没想到，这唯一的一次元旦，竟成了最后一次。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像往常一般，跟丁玲讲他要出席一个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丁玲抱着胡小频，在门口目送胡也频离去，只是她没有想到，胡也频这一别，再也没有回来。

1931年1月17日上午，胡也频在上海租界内的“东方旅社”出席会议。下午1点40分，因叛徒告密在旅社的三十一号房间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今天位于上海市昆山路昆山花园七号——一幢三层带部分四层的连接式红砖洋房，在四层最西侧的那套房间依稀还能见当年胡也频与丁玲的寓所。而那一天的晚上，丁玲就是在这个住处，苦等着丈夫胡也频的归来。后来丁玲在1950年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一些社会科学书籍。”

1931年1月18日，等待了一晚的丁玲觉得事有不妙，立刻出门四处寻找丈夫，丁玲回到家以后，帮助寻找胡也频的沈从文也来了。沈从文神色凝重站在那里，丁玲疑惑地走了过去，就看见了沈从文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纸，她看到上面字迹身子不住地歪了一下，眼泪倾泻而出。胡也频被捕了。

经过地下党员的不懈努力，最终证实胡也频等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从公共租界引渡到位于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立的最高军警机构，主要关押的就是共产党员。丁玲明白，胡也频被转移到这里，营救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

沈从文是在胡也频被捕的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频托人带来的信，叫他请胡适、蔡元培设法取保。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丁玲后，便同她一道找到了中共元老李达夫妇，经商量，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让当局放人。接着，沈从文独自跑到南京，找邵力子想办法。邵力子写信给上海市市长张群，请求斡旋。后来沈从文又陪同丁玲赶赴南京求助于中统头子陈立夫，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只有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性命。

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很难想象，此时的丁玲会有多么的绝望，没有什么样的痛苦大过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男人，被判死刑。

1931年2月7日晚，胡也频与“左联”盟员柔石、殷夫、冯铿，和没有正式加入“左联”的李伟森五位左翼青年作家与其他二十四人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的龙华塔下，就地掩埋。人称“左联五烈士”。

于我而言，你的信仰便是我的，虽然你离开了我，我也要带着你的那份信念一同活着，一同见证胜利的那天。1932年，28岁的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