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幼儿园砍童案：暴戾心理如何解读？

——人性伦理的教化不可忽视，它是法治文化的有效补充

1月4日，广西凭祥市一名嫌疑人潜入凭祥市小聪仔幼儿园砍伤12名幼儿，其中重伤5名。嫌疑人覃鹏安身藏一把菜刀，以接小孩为由骗过门卫，对正在用餐的学生乱砍。目前41岁的嫌疑人覃鹏安已被警方控制。经初步了解，嫌疑人感觉自己平时在村里受到欺负，遂对村里在小聪仔幼儿园读书的小孩进行刀砍报复泄愤。（华西都市报1月5日）

嫌疑人感觉自己平时在村里受到欺负，遂对幼儿园读书的小孩进行刀砍报复泄愤，嫌疑人这样的心理阴影，让人不寒而栗。在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处处顺心顺意，生活本来就是磕磕绊绊的事，人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各种关系中，有时被“欺负”，那也是难以避免的现实存在，但这却不能成为丧失人性的理由。

嫌疑人受到了“欺负”，就去砍杀幼儿，这是一种基本人性伦理的扭曲，因为砍杀幼儿相对容易得手，幼儿们是社会的最脆弱者，无力抵抗，因而嫌疑人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泄愤，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无所不能的暴力化身，以满足自己的心理缺失，但这是一种泯灭人伦的滥杀无辜。而因为自己受到了“欺负”，就去砍杀最脆弱的人，其实自己才是无可药救的弱者。

在人类伦理学中，有过很多关于人性的启发，其中就有关于“弱者”对“弱者”犯罪的揭示，越是“弱者”，在心理上就越想成为强者，但他们的意识却是自我撕裂的，一方面想成为强者，但另一方面却总是将弱者当成攻击对象，在撕裂的两个层面中相互转换，实现着自己的心理上诉求，而这个心理过程的结果，必然就是一种社会犯罪，而且是一种以强凌弱的犯罪。

因而，西方一些人类伦理学者，给所有的人包括自认为是“弱者”的人，很无奈地，也是不得不提出了一条非法律化的人性最低底线，那就是如果一定要犯罪的话，就请一定要放过残疾人和病人，放过社会的弱势群体，放过老人和孩子。很显然，这是一种无得不站在犯罪者心理层面提出的无奈底线，也很显然，这也是在教化犯罪者守住人性的最低底线。

而且，在一些西方监狱中，也存在着某种“罪犯文化”，犯人之间也会有彼此罪行的对比，如果是面对老人小孩及弱势群体的犯罪，那将会受到其它犯人的极大蔑视和不屑，并会被所有犯人诅咒，即使下了地狱，也不会解脱这样的诅咒，即使是其家人来探视，也会被其它犯人歧视，用他们的话说，对弱者施暴就是违背人伦，没有了人性的尊严，面对弱者下手的人，连罪犯都不配做。

虽然所有罪犯都是社会正义的对立面，但在罪犯们心里，也的确存在着另外的“价值世界”。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切实不能完全杜绝社会犯罪的客观现实情况下，也应当承认“罪犯文化”存在的一定现实意义，起码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人孩子及弱者群体起到一定的作用，因而，在西方的一些社会组织中，都存在着这样民间的“教化”氛围。

维护社会正义，最终要靠法治，但是，法治本身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只要是文化，就都存在着现实的相融性和教化性，因而，基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性，对于那些法律条文中无法表述的意识形态，就可以让各种文化前置性地显现它的社会作用。

这次，广西12幼童被砍伤，嫌犯人感觉自己平时在村里受到欺负，遂对幼儿园的小孩进行刀砍报复泄愤。对于这起案件来说，嫌疑人受到法律的严惩是必然的，但任何严惩只能是事后的行为，而对于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对嫌犯再大的严惩都不如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因此，维护社会正义，必须要依靠法治，但前置性的社会教化作用也不能被忽视，它是一种对法治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