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小岙怀念兰亭
这一次,我和兰亭擦肩而过。
站在小岙怀念兰亭在印山信步时,半掩于雾霭中的“崇山峻岭”和郁郁青青的“茂林修竹”已将我的思绪慢慢渡到那个梦幻的年代。而当大巴车缓缓驶离越王陵,路过装潢得刻意幽窈的公交车站和无数被冠以“兰亭”二字的小小店铺时,将头倚在冰凉车窗上的我,思绪泛滥。我说不清我究竟有多热爱兰亭,又有多少次在梦里晤见她凄美的面影。我只知道,当我时隔七个月重新踏上绍兴这片黏黏的红土地,心中的感动,恍若初识。
我今天想说的,是生死。
在去到小岙考古现场之前,韦正老师坐在圆桌旁,手里拿着一尊窄小的、老鼠一样的陶猪——这是一件陪葬品。韦正老师的一段话令我深为震撼:“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或许‘生’是短暂的、临时的状态,‘死’才是永恒的、有意义的常态。因此古人事死如事生,让人们在死后享受到他生前能享受到的一切。”
我只认同古人这种观念的一半。“生”是短暂的,“死”才是永恒的。但“死”本身不一定有意义。事死如事生,就更加是自欺欺人的玩笑。人死的时候,生前的功名利禄总带不走;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生前苦心经营起来的基业也终究在历史的沙汰中沉入江底、没入尘埃,又如何能指望死生同一?
站在小岙怀念兰亭小岙考古现场的这一段独特经历,更印证了我的看法。古人为逝去的先人精心垒砌的砖石,在盗墓者的蹂躏下粉碎成片、面目全非;当轰鸣的挖掘机开上赤红的土冈,那个安放着一个来自战国的灵魂的空间也就万劫不复。与红土块杂糅在一起的破碎的砖石,还有那上面模糊不可辨的断续的纹路,像被剥下皮囊而裸露的骸骨,将人的贪婪与愚蠢暴露无遗。当然,还有历史更迭的痕迹。
不必说那些浩繁的陪葬器根本带不走。便是它们能够随着逝者的灵魂漂流到安逸的港湾去,也会在后人的践踏下碾为齑粉。于是凡所用心,当归尘土;凡所存在,必往虚无。这是历史的凉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历史学与考古带来的历史的温热。残缺不全的文物,经考古工作者的潜心修复,得以最贴近原迹的面貌重见天日,以它身上不可避免地烙下的时代的烙印,向后人讲述着青史留白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于是这些“无处安放的灵魂”,又得以另一种形式得到永生。于是凡所存在,必有意义。存在,就是一种意义。
只不过这意义,远远超离了逝者生前的那些栉风沐雨、捶胸顿足,或者说,是脱离。
站在小岙怀念兰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永和九年的那场醉里,王右军挥毫写下这一句的时候,内心该是何等的通透,又是何等的悲慨。汉武以来,随着举孝廉成为通向仕途的蹊径,厚葬成风,死生合一成了整个社会普遍的追求。直到魏晋——也只有在理性回归、个性解放、风雨飘摇的魏晋——才能有这样振聋发聩的凄绝的领悟:死生本来就不一样,死是永恒,也意味着生前牵动内心的一切意义走向空无。
而在右军之后,无数的后人循着他的足迹踏上了死生的求索。比如唐太宗——据说他直接把《兰亭集序》的真迹埋进了墓里——他显然不是真懂右军;比如王勃,他说“兰亭已矣,梓泽丘墟”;比如文征明等一批杰出的书法家;比如写下《永和九年那场醉》的祝勇还有今日的你我。他们前仆后继,如沧海一簇一簇永不止息的浪花,一直在追问,却也一直无解。而在无解的困顿里,他们又都匆匆忙忙地离去了。
站在小岙怀念兰亭从小岙泥泞的红土地上走下,我们在夜幕降临之前离开了绍兴。渡过浩渺的钱塘江,那些远处隐匿在雾霭中的林立的高楼,好像海市蜃楼,从未在我的视线中明晰。细细地算来,那个写下“一死生为虚诞”的人,也已经离开我们一千六百多年了。
我忽然却想起他的好多故事。那些记载在《世说》和《晋书》里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他也曾经那么恣肆地活过;死去后,也从未离开。
死是永恒和虚无。或许,我们应该把“生”当作那个唯一有意义的常态。
手机里单循的《松烟入墨》唱道:“忽于牌楼村驿,藤黄扇底,恍然道,原来是你。”
过江了。我的眼前也蒙上了一层浩渺的水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