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一二线城市的崛起与四五线城市的没落
作者/公众号：鸟鸣山
近期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涨，引发了媒体热议。多数观点认为此轮上涨属于棚改政策推动和一二线城市限购的外溢效应。那么这些现象是否可以持续，又揭示了什么样的未来？鸟叔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1、 关于城镇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7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专家认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城镇化潜力，将为经济发展持续释放动能。”形式一片大好，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我国的城镇化还将持续20年时间。
然而上述统计数据与我们的生活感知出入却比较大。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衡量城镇化的潜力，就看农村还有多少人没在县城买房就可以了。
场景一：山东农村，十年前，当地风俗是小伙子得在外打工挣钱回家盖大瓦房，然后才能讨媳妇；现在，“有房有车”是讨媳妇的重要参考，房指的是县城的房，车指的是小轿车。
场景二：时间春节，坐标四川某县城，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相当比例是农民工，下了高速收费站，“黄金地段 返乡置业”的楼盘广告迎风飘扬。
场景三：清明节，坐标四川某县农村，返乡扫墓，村落破败，少有人烟。一问留守的老人，原来农村的亲戚们多半已在县城买了房迁了进去。以往是说农村是386061部队，现在很多农村已经只剩60部队残部——38和61部队也已经转战到县城去了。对照的统计数据是,调查显示东北地区房屋闲置比例最高，为82.2%，安徽、河南、四川等人口跨省流出集中地区为72.9%。
所以，从身边的经验看，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比官方统计数据要快，甚至可以说已接近尾声。而这种统计上的差距，正反映了我国户籍管理与统计方法上的不足。
城镇化率的定义是指一个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而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简言之，就是本地户口和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地户口。然而，实际统计时，像农民工、快递员等常住人口较难统计，从而使得常住人口数据存在一定遗漏。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人口普查的手段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数据可参考性不强，而腾讯、百度基于大数据分析推出的城市热力图服务反而更贴近现实一些。
官方数据不可靠，就得自己独辟蹊径。高善文以小学生在校人数为主要指标，对城镇化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认为，2010年之前，中国经历了城镇化，这期间人口整体向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流动，是没有选择性的。但是在2012年以后，中国从城镇化转入了都市化。所谓都市化是指人口的流动开始表现出很强的选择性，人口开始集中流入一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相对在离开其他的中等城市和中小城市，城市化在城市之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
那么，2010~201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农民工与三四线城市
2010年前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镇齐头并进的城镇化。所谓人往高处走，人口的迁徙往往也遵循这种分级跳迁的规律。农村人口向四五线县城迁徙，县城人口向二线省会城市迁徙，二线城市人口向一线城市或国外迁徙。当然通过高考或打工途径，还有不少直接从县城甚至农村向一线城市跳的”撑杆跳“英雄。反正，县城的新增人口主要来源于农民工进城。
那我们考察下农民工的购买力。我国农民工工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偏低的水平，并且一度几乎无增长。但是从2004年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以后，农民工工资出现持续快速上涨。至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已增长到2049元，与2005年的875元相比增长了一倍多，而生活中实际观察到的数值更高，2010年前后当时流传的行情已是：工地钢筋工一天工资2~300元。于是，在这一时期，中小企业主反映劳动力成本上升太快，居民感受到装修、餐饮、保姆等服务成本涨幅过大，公务员和白领发现收入不敌农民工，农村”读书无用论“再次抬头。然后，积累三五年后，腰包鼓了的农民工杀进县城了。
人口的涌入，最终会反映在地产销量和价格上，大中小城市的房价普遍上升，但升幅各异。2008年四万亿”强刺激“政策实施后，一线城市房价近十年里高歌猛进，深刻反映了房价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二线城市则反应滞后且差异较大，很多二线城市例如成都房价在2016年后才出现了明显上行。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则完全没有惠及到三四线城市，很多年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始终处在微涨或者下跌的状态。这也很符合逻辑，四万亿政策带来的资金及其受益者不太可能到三四线城市去置业或投机，三四线城市能依靠的主要是农民工兄弟，因此房价始终处在微涨或者下跌的状态，直到17年上半年在棚改和一二线城市限购等因素驱动下才开始上行。
那时，县城房价3~4000元，农民工工资每月3~4000元，房价收入比仅为1，远低于一二线城市，买房几无压力。也许若干年之后回溯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自2004年开始至2014年的十年，是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历史上最幸运的高光时期。
3、高铁改变城市格局
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一声汽笛，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通车运营，中国进入高铁狂飙时代。
截至2017年末，我国高铁运营里程2.5万公里，占全球里程66%，覆盖180余个地级市，370余个县级市，年客运量12亿人次。
我国高铁运营里程与增长率高铁的出现改变国人的时空认知，不再受城市边界限制，空间距离被淡化，时间距离成为主要标尺。从成都到重庆的时间距离（1.5小时）等于从北京东四环到西四环的时间距离。如果说网络解除了人们精神与信息传输的空间限制的话，那么高铁则解除了人们身体传输的空间限制。导致的后果就是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各类资源沿着交通节点、交通干线、交通圈层重新分配，从而在区域范围内形成城市间的重新洗牌。按照高铁交通距离，可以分为三个圈层，对应产生的是三个效应：
(1)都市圈与拉动效应。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辐射半径通常100KM左右，即0.5小时高铁交通圈。0.5小时的时间距离，外加两端进出站时间，约为1小时；而100KM的空间距离走高速公路也是1小时。因此，0.5小时的时间距离意味着圈内基本同城化，特大城市作为都市圈的中心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与联动效应都更为明显，周边小城市将通过承接中心城市人口及产业，依托中心城市吸引外来人口及产业的方式发展，而周边小城市原有人口则可以就地都市化，无需迁徙即可享有中心城市的就业机会、教育与医疗资源、商业服务等。
（2）城市群与虹吸效应。城市群指1-2小时高铁交通圈，亦即中心城市辐射半径300~600KM范围内。非常不幸，在此覆盖范围内的中小城市，主要享受的是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而非拉动效应。时间距离超过1小时，算上进出站时间则多于1.5小时；空间距离超过300KM，开车走高速需要3小时。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均过高。因此，中心城市产业与资源很难扩散到此区域，而此区域的人口想要享受中心城市的就业机会、教育与医疗资源等则需要搬迁。因此，高铁大大强化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中小城市的资金、资源与产业都将面临流失。
（3）竞争圈与拔河效应。竞争圈即是一日交通圈，一日交通圈单程距离2小时最为合适，极限为4小时。在此时间距离内，能够实现城市间的当时往返，因此生产要素可以在交通圈内自由流动。以往中心城市间，空间距离甚远、均在集聚资源争相发展，倒也井水不犯河水。但现在，高铁管道将各大城市连成一片，大家在竞争圈内就不由自主展开拔河大赛，竞相希望将对方资源吸附过来。以西部两大中心城市西安、成都为例，两地高速公路距离800余KM，两地间生产要素流通并不多；而2017年12月高铁通车后，时间距离仅为3.5小时，于是好吃的成都人民立刻刹拢西安品尝美食和旅游，而西安人民则开始盘算到气候更好更宜居的成都买房置业，西安的年轻人则开始盘算到民营经济更繁荣、创业氛围更浓厚的成都来创业或就业。
因此，可以说，高铁的出现改变了并在继续改变中国的城市发展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自2012年以来人口从三四五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的迁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多种原因：产业结构的升级、人口年龄结构的更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等。
4、友邦走过的路
纵观近现代各国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又分为前期的”城镇化“与后期的”都市化“两个阶段。这其中，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很好的与我们对标。
过去100年，美国经历了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城镇人口占比从1900年的39.6%一路上升至2010年的80.7%。在此期间，美国不同规模城市人口的占比也发生了相对变化。1950年代以来，5万-25万人的小城市人口比重基本保持在10%左右；25万-100万人的中等城市人口比重从15%小幅上升至20%；而100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人口比重则从26%激增至56%。即小城市人口占比几无变化，而大城市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人口向一线城市集聚态势显著。
再看看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同样向都市圈集聚，日本市部人口占比从1898年的12%一路飙升，到2015年时已达86%。而日本人口集中地区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43%上升至2010年的67%。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个变化。从二战后到1973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日本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等三大都市圈人口保持大规模净迁入状态。而1973年之后日本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三大都市圈人口迁入速度放缓，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占比由升转平，仅东京圈人口仍保持净迁入状态。
5、关于前景与未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美日两国城市化的昨天，就是我们城镇化的明天。此外，还需考虑到当前我国大小城市面临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导致年轻人的紧缺。出现劳动力缺口后，一二城市能以更高的工资水平、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配套从四五线城市虹吸，而四五线城市则只能从周边农村虹吸补充。随着农村年轻人被县城吸取殆尽，随着时间推移，等待县城的将是相对于一二线城市快得多的加速老龄化。将来三四五线城市将是老人的海洋，安静祥和，缺乏活力，远非天堂，因为年轻人太少。最近二线城市纷纷开展的抢人大战，就是这一趋势的预演——得年轻人者得未来。
(2)产业升级导致四五线城市产业空心化。四五线城市多为粗放传统的中低端制造业，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去产能、调结构的对象。受人才、产业链配套、环境氛围等因素所限，四五线城市想要将产业升级到高科技产业难比登天。全国上百个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机器人产业园正反映了地方政府产业转型的焦虑与盲目，最终结果还是一地鸡毛。旧的去了，新的不来，这就使得四五线城市的产业发展前途渺茫，进而人员就业、财政收入都前景黯淡。
(3)四五线城市去年以来的房价上涨阻碍了人口的继续流入。自2016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率先上涨，随后二三线城市接棒，而随着调控政策的逐步落地，一二线城市房价增幅开始放缓。但是三四线城市房价仍然维持12%左右的涨幅，特别是县城房价也出现大幅上涨。据最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全国200个县城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超9000元/平方米。前面说过，2010年时县城房价收入比仍为1，那么现在涨到了接近3。这个比值不能与一二线城市简单相比，要考虑到，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吃的是青春饭，没有养老保障，未来还因为产业升级、长期贸易战、机器人替代等原因就业前景不明。因此，如此高的房价将极大地阻碍剩余的农民工进入县城，县城的人口流入将受阻。
综上，中国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都市化进程，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一二线城市圈仍将蓬勃发展，有幸处于中心城市辐射圈的中小城市将搭上发展的快车，当然二线城市内部也会分化；三线城市的发展则是不温不火，稳中有升有降；而其他的四五至十八线小城市则将走向没落。对于年轻人而言，要尽量往一二线城市圈迁移，才更有可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