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 2017年8月》书摘

到了隋唐时期，为了遏制这种大士族对高层政治的威胁，统治者想出了科举考试的办法。这是面向全国选拔人才的开始，天下英才，不论贵贱，都可以用一套相同的标准展开竞争，最后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直接被委以重任。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幅动态地图：隋唐到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也就是在黄河沿岸，北方的状元就更多，而随着宋朝南迁，从南宋开始，南方的状元开始超过北方。整个人才流动，呈现出一种“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人才的聚宝盆。 　　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外，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北方外患严重，更容易受到战争的影响，而长江流域整个状况更为稳定。到了明代，苏州一带手工业的繁荣，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南方商业发达，家庭越来越富裕，他们建起了藏书楼，支持子孙考取功名，从而也让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到保障。 　　
到了元代，南方士子的才学却无从发挥。朝廷78年不开科举，后来虽开了科举，但其制度设计在各方面对南方人都不公平。即便侥幸中了进士，也只能做小官。绝大部分文人入仕无门，便加入到元杂剧的创作队伍，倒是促成了元曲的空前繁荣。
苏州、无锡、杭州一带，读书成為一种风气，苏州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产生状元最多的城市。这种长久的历史积淀，造就了江南文化的繁荣。到了近代科举考试取消，长三角一带的青年才俊很自然地就完成了一个转变，不管是接受新式教育还是出国留学，他们总是最积极的。这种热爱读书的风气所培养的“人才资本”，加上长三角名校云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后再次发挥作用，让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 《看历史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