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与华书房#华杉注王阳明《传习录》【111】
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在管理学上，我把这引申为不要结果导向，要因果导向。很多公司的管理，所谓ＫＰＩ，就是结果导向的，似乎结果导向才是“正义”的，这就无法诚意正心，总是拔苗助长，甚至用智自私。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岂邪？心这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欲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欲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上蔡，是谢良佐，从程颢、程颐学，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他是河南上蔡人，所以尊称他为上蔡。
伊川，是程颐的别号。颐字正叔，宅于河南嵩县东北耙耧山下，地处伊川，故称伊川先生。
后面还有一个濂溪，是濂溪先生周敦颐。
道通来信说：
谢良佐曾经问程颐老师：“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有什么事需要思虑的呢？
程颐回答说：“是有这个道理。不过对于你来说，发这个感慨，还太早了一点。”做学问的工夫，一是“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同时呢，又要有“何思何虑”的境界。这两头结合起来才行。如果没有何思何虑的境界，只晓得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反而会落入拔苗助长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虑，却忘记了必有事焉的工夫，恐怕又落入虚无。必须既不滞留于有，也不堕落于无。老师看这样理解对吗？
谢良佐所问，一是出于《易经》，二是出于《孟子》。
《易经 系辞》：“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教你别想太多。
《孟子》讲如何养浩然之气：“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事，张居正解说，就是用功。正，是预期其效，老是在问结果。必有事焉而勿正，朱熹解说：“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
张居正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不是义袭而取，来源于日日事事不断的积累，要想浩然之气充足，需要怎么做呢？必须从事于集义，靠积累，功深力到，自然充足。切不可预先期必，一定要得到什么效果，一面用功，一面要效果，进修本来是一种志向，这样却变成了谋利的私心。
心勿忘，勿助长也。
时时刻刻都不要忘了自己要做什么，每时、每刻、每事，都只管照既定方针原则去做。但是，切不可躁进求速，使得本来光明正大之体，反遭矫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则和既定方针，则浩然之气有所养。不要去违背规律帮助他生长，则浩然之气不会受伤害。
就不要学那拔苗助长的宋人。他担心禾苗不长，就去一棵棵把苗子拔高一些，拔得腰酸背痛，十分疲倦地回家对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他的儿子赶紧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
勿忘勿助，是别忘了时时刻刻下功夫，但是又不要拔苗助长。怎样才能做到勿忘勿助呢，因为必有事焉而勿正，时刻在用功，但并不预期其效验，不纠结怎么还没效果啊？简单的说，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意思。在管理学上，我把他叫做不要结果导向，要因果导向。很多公司的管理，所谓ＫＰＩ，就是结果导向的，似乎结果导向才是“正义”的，这就无法诚意正心，总是拔苗助长，甚至用智自私。
王阳明回信说：
你的说法，也相差不远，只是还没有彻底领悟。谢良佐的问题，和程颐的回答，也只是他二人自己的意思，和孔子解《易经》的原旨稍有不同。《易经》上说何思何虑，是讲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除却天理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别的思，别的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既然说了殊途，说了百虑，那就不是无思无虑，是千思百虑。
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别的可以思虑的吗？天理本来是寂然不动，本来是一感就通。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也只是复他本来的体用而已，不是以自己的私意去安排思索，那就是为私欲而耍小聪明了。
“何思何虑”，这是学者要下功夫的地方，是入手处，不是效验，不是后来的境界。只是对于圣人来说，这功夫是自然而然的；对于学者来说，这功夫是勉然的，是自己勉力去做的。从一开始，就要“何思何虑”。程颐说“发得太早”，意思是谢良佐还没有到达何思何虑的境界，这就已经把何思何虑当效验了，当目的地，而不是当入口了。他既然说“发得太早”，后来也说“这正是所要下的功夫”，可见他也觉得前面的话，没把意思说清楚。濂溪先生周敦颐，有“主静”之说，也是这个意思。
今天你这些说法，虽然也有些见识，但未免还是把功夫和本体看成了两件事。
王阳明这一番宏论，把何思何虑说清楚了。遇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考虑如何处理对自己有利，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用智自私”，是小聪明。如果能无我，能何思何虑，只体认天理，循着天理，只考虑如何达到天理的目的，社会的目的，就是大智慧。
所以孔子说：“智者无惑，仁者无忧。”无忧无虑无惑，都是因为无我。
人心是一个小宇宙，天地是一个大宇宙，放空自己的私，只循着天理，小宇宙就不和大宇宙博弈了，小宇宙就和大宇宙连通了，就天人合一了，就活在他人想象之外了。
无我，则有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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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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