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世纪大辩论：计划经济能不能实现？

2018.12.03，学习薛兆丰经济学的第54天，这是NO.54，我要写到NO.1000。

今日所得

人类总是有种希望，摒弃所有坏的东西，只留下好的东西，但这又是人类永远不能达到的境界。这就会涉及到人看待自己的态度，人类永远都会夸大自己，夸大自己的能力，夸大自己的学识，甚至夸大别人对自己的注视，这源自人类对于控制感的痴迷，也可以说成牵强的归因逻辑，比如为什么有风，为什么有雨，是因为天上住了个神仙，人类是受不了没有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成不成立并不重要，因为人类总会找一个因果关系把原来的逻辑漏洞补齐掉，直到找到一个不可反驳的逻辑。

正是因为这种认知的观念，使得人类觉得可以控制一切的东西，这个现象在牛顿定律被发现的时候表现的最为明显，也正是因为这样，人类也尝到了自己酿的苦果。

又进入到下一个模块了，这一阶段开始讲价格。

在开始这一阶段的课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场世纪大辩论，这场辩论是关于“经济是不是可以计划”的问题，已经持续了100多年了。从100多年前开始，在讲德语的那几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之间开始，延续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壹 人类的雄心：预测未来，推知过去

先亮出辩题：人类的经济是不是可以计划的？

先说正方的观点：人类的经济是可以计划的，哪怕暂时做不到，将来也一定可以做到。

正方的中心思想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会产生许多数据，都根据一定的规律行事，所以只要我们掌握的知识——关于经济运行的规律——足够充分，然后我们的计算能力也跟得上的话，就可以对经济作出预测，对人类社会作出预测，甚至作出控制。

这一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物理学的巨大成功所鼓舞的。自从人类掌握了牛顿定律，开始运用牛顿定律，他们就能够非常清楚地、准确地刻画物体运动的规律。比如说发射一颗导弹，你只要知道推出这颗导弹的力度、角度还有空气阻力，那么，你就能够精准预测这个导弹落地的位置。

这种成功是相当鼓舞人心的。人们越来越相信，只要掌握了数据，掌握了规律，人们对世界就有更强的掌控能力。这种自信，最早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一位数学家兼哲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

拉普拉斯提出过一个“拉普拉斯假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时间片段上所有分子原子的状态，我也掌握了所有分子原子运动的规律，那我就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一个时间片段上的分子、原子、人类社会、动物，以及自然界所有的状态。我可以推知过去，也可以推知未来。”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物理世界有所谓的测不准原理。原子的运动是随机的，不是严格决定的，因和果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等等。

从上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类要预测未来、推知过去的那种雄心，自然界能够通过物理学来掌握自然规律，那我们在社会学界，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来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预测未来。这种想法非常自然。所以二战之后，全世界有一半的国家，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

贰 预测经济：三个不可逾越的根本障碍

接着再来说说反方的意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跟自然界有许多根本的不同，所以人类社会是不可以预测的。

持有反方意见的学者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还有大量的哲学家、物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这当中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包括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哈耶克（F. A. Hayek ）、拉赫曼（Ludwig Lachmann ）、柯兹纳（Israel Kirzner ）等等。

这场关于经济是不是可以预测、是不是可以计算的大辩论，从1920年代开始在德语地区，后来到1930年代、40年代扩展到英语地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这场大辩论，我们称之为“关于经济计算的辩论”。

反方的观点是什么呢？反方认为经济不可预测，因为在预测经济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3个不可以逾越的、非常根本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 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

 

第一个根本障碍，是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以比较。

每个人对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个人估值。我喜欢苹果多于橘子，喜欢橘子多于香蕉。你可能刚好倒过来，最喜欢香蕉，然后喜欢橘子，最后喜欢苹果。也就是说，单个人对不同物品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可比较的。

比如你需要铁，你想要用铁造的杯子喝水，我需要铁，我想要做农具，他也需要铁，因为他要做刀切菜。

这3个人，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但是横向做比较的时候，谁的需求更重要呢？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根本的观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是不可以比较的。尽管人自己，每个单个人，他对不同物品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我们没办法判断，没办法权衡，没办法协调。

你会说，咱们能不能排个序，根据这个排序的结果，进行数学上的加总，那么我们就能看出社会上谁更需要什么了，这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吗？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对不同物品的个人偏好的相对高低，但是横过来比较，你是不能计算出每一种物品，他们的效用的绝对高低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张三家的老大，一定比张三家的老二要大。李四家的老大，也一定比李四家的老二要大。但不能因此就说，张三、李四家的老大，一定比王麻子家的老二要大。因为很可能王麻子家的老二，年纪要远远大于张三家的老大和李四家的老大。

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有穷人和富人，我们问了10个有钱的人，他们都说苹果比番薯好吃，但是你能不能因此就说苹果比番薯重要呢？不能，因为对于第11个穷人来说，番薯要比苹果重要得多，因为他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个人的偏好，是不能做横向比较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个人和企业的高度计划，以及整个社会的无计划，这两种现象是可以并存的。

为什么？因为个人，他有明确的目标，他知道自己的效用所在，所以他会追求他自己心目中的目标；一个企业，要协同不同的资源，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去进攻。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每一个人的目标，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不一样，所以整个社会你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过去我们打仗，是单目标行为，你说把那个山头给攻下来，那么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就把那个山头攻下来，这容易。但是到了发展经济的阶段，你说我们要把经济发展起来，这话怎么理解呢？发展什么呢？是做面包还是做黄油？还是做大炮呢？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往哪使劲。

这是经济问题，这是计划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横向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怎么才能知道社会的总目标应该是什么，这是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障碍 数据不可得

 

计划经济的第二个问题，是数据不可得。前面我们说过了，在自然界，我们只要有大数据，掌握了数据和拉普拉斯假说，就能够预测。但是到了人类社会，情况可就复杂了。

第一，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排序是怎么样子的，有时候你问他们，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来。

第二，人家凭什么告诉你？时间挺宝贵的，没人愿意浪费时间告诉你。

第三，人们会误导你，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比方说，咱们中国要做一个人口普查，这个普查的数据能准确吗？这取决于人们对普查目的的理解。

如果人们认为这次普查的目的，是要惩罚那些超生家庭的话，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低；但是如果人们认为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目的，是要给每家人口都分宅基地的话，那么统计出来的人口数据就会偏高。统计的结果是随着人们的预期而变化的，这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条“测不准原理”。

第四，很重要的一点，人会对你的预测本身作出新的反应。一个陨石要飞过来了，地球不会作出反应，但人会作出反应。你预测什么是流行的，就会倒过来，影响什么会流行。

第五，数据永远保存在不同的人那里，永远无法集中，所以要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根本做不到。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以为计划经济的官员会努力去做到，他会努力地去收集数据。其实还远远不是这样，官员本身有很强的惰性。

科斯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曾经在政府机关里面工作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很多人都以为政府官员多多少少都会统计数据吧。他说，其实他们办公室那个电话从来就没响过，从来就没人报过数据。

伍 奖惩很难恰如其分

计划经济遇到的第三个根本困难，是奖惩很难恰如其分。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更何况是预测未来，那犯的错误可大了。谁来对正确的预测做出奖励，谁来对错误的预测做出惩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奖惩问题的话，人们就不能够及时修正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并做出调整。

人要认错是很难的事情。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错呢？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更好地配置资源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课后思考

今天，我先给你呈现了3个难题，这是100多年前两派大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

1.     人际之间的效用不可以比较，你怎么解决？

2.     数据不可得，你怎么解决？

3.     怎么样才能适当地奖惩，让人们主动地调整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不会犯过大的错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想来一个倒推，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人类实现了计划经济，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每个人的需求都被充分满足，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子上发挥应有的价值。

老王起床，吃早点，正好政府给他了他今天想要吃的早点，然后他就乘坐他今天想要的交通工具去做今天他特别想要做的工作或者今天他不想要上班，就不去了。推导到这一步就无法推导了，因为这样的人类社会会停滞发展，每个人都没了想象力，这个世界就缺乏了最基本的活力。人类只剩一条灭亡的道路，这又让我想到了那句话，凡是声称要引向天堂的道路最后都导向了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