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85年到公元1978年，你所品读的历史是2700年——吴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1‖全书研究工具、研究内容和两个结论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于2013年所著，他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从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做了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在该书中，作者放弃批判者的姿态，更是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我国的历史轨迹及可能的前途。

公元前685年到公元1978年，你所品读的历史是2700年——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1

-1- 作者使用的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1.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

四大利益集团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见下图）。作者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图片拍自原书

2.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

    作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的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个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讲，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控制模式、社会精英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来说，都是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四个基本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就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些制度在经过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后，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图片拍自原书

3.全书主要内容

第一讲和第二讲，讲述了中国完成大一统之前的两次重要变法。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商鞅的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的大胆试验，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两极一样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第二讲和第三讲讲述汉代的两次大变革。“汉武帝变法”时间长达半个世纪，期间，中国完成了帝国模式的建设，汉武帝倡导的“独尊儒术”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围绕产业、流通、货币及财税等核心经济命题，实施了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他颁布的很多经济政策为后世所借鉴仿效。“王莽变法”，则是一位儒生对汉武帝的极端化模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会主义试验。

第五讲和第六讲，讲述唐朝和宋朝这两个中华文明史上最繁荣昌盛朝代的政治经济变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强之帝国，开创了“贞观之治”，然而，130多年后，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遭遇“安史之乱”的劫难。宋太祖果断削夺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宋朝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也为历代之最，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东西方文明也在此时分道扬镳。

第七讲“明清停滞”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中国会掉进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陷阱；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自信的主动决策；中国人在经济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么发生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第八讲“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姿态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驶上变革的快车道，其过程痛苦被动，耗尽一代精英的心血。作者探讨晚晴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国运的原因。对期间发生的两次“国进民退”事件进行解剖分析，汲取教训。

第九讲，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提供了两个从理念到模式均南辕北辙的变革样本，一个是极度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运动，另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但他们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陷入进退维艰的环形矛盾之中。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变革简史。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间，进行的是一场意识形态气息浓烈、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然而最终导致了混乱停滞的局面。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两个阶段，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辉煌成就，但是体制机制的弊端让改革长期前途显得扑朔迷离。

-4- 作者提出的认为会引起争议的两个结论

第一，最近三十多年（作者写作本书时是2013年）的经济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中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

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