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微子》出世和入世

立身处世有两种道理，一种走入世的路，一种走隐士的路。通常把儒家当成入世的学说，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功业是儒生的最高目标，学得文武才，货于帝王家，把满腹才华贡献给国家，像孔子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挽既倒于未倾，这就是入世之路。道家推崇隐逸，逍遥游，隐逸不完全是消极的，他们不是为个人利益有所待，还是想为国家有所贡献而有所待。出世入世的人看法两样，角度两样，但他们救人救世的目标是一致的。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着孔子后面走，大概脱了队，碰到一个老头子，用拐杖挑了一些编织竹器的青竹篾藤。子路上前问他：你看到我的老师吗？这个老头子说：什么你的老师？这种人不去劳动，连五谷都分不清楚，我才不认识你的什么老师。老头说完，把拐杖往地下一插，在那里芸田。子路被他的气势慑住了，拱手站在那里恭恭敬敬地不敢动。于是这位老头子带子路回家，留他住下，杀鸡，做饭，很丰盛地款待他，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报告了经过。孔子说，这是一个隐居的高人，教子路回去找他，可是子路到了那里一看，这位老先生搬家了。

子路讲出仕的道理。他说，一个知识分子，有学问有能力，不肯出仕贡献给国家，不合于义。社会有社会的秩序，父是父，子是子，人伦之序不可废，更何况国家的政治体制，君臣之义怎么能废？假使废了，社会就没有形态、没有秩序，不成社会了。这些隐士，欲洁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而不愿意担负责任，乱了人伦之道，把一切都丢开了，只管自己，对于国家社会并无贡献。君子的出仕，不是为了自己得名利，而是为了国家的兴盛。看了这些隐士们，就晓得退隐救不了时代。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有一批逸民，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是值得让人钦佩的。孔子说，上不降其志，下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齐他们，这两个人连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栖心道德，视天下如敝屣。

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连这两个人。柳下惠曾经三次上台，三次下台而无怨言，可以说降其志，又辱其身了，他们的言语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行为能够中于中正的精神。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这几个人，自己认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就只好退出。时代不对了，环境不许可他们有所作为，没有办法，只好退隐了，不过退隐也是不得已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说它是一种通权达变的办法而已。

我和他们则是两样，真正时代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做隐士，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出来，绝对地负起责任来做事。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大师是官名，挚是人名，这个人离开自己的鲁国，到齐国去隐掉了。亚饭干，这里的“饭”字等于是管乐的官阶官名，到楚国去了。三饭缭到蔡国去了。四饭缺到秦国去了。打鼓那个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内一带去了。摇拨浪鼓的武，过了汉水到了长江一带。少师，即大师的副手名叫阳的这个人和打大磬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

这一篇简单的述说，就是这样记载这几个人的行踪。这说明一个国家社会，在变乱的时候，真正忧时匡世的人才离散，真正有学问，想为国家天下贡献能力的人，无能为力，灰心地都逃避现实而东零西散。人才一去，这个社会、政治的结构，社会的形态就成了大问题。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告诉他的儿子鲁公说：一个领导的人，为了国家，要没有私心，好处先不要想给自己的亲信。不要使大臣心里不以为然地怨怼，感到不过以他来摆位置、做傀儡，并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对于共同创业有功的人，到了年纪大了，如果没有太重大的错误，不要随便舍弃不用。用人且不可求全责备。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kuo)。

周朝的兴起，除了有周公、姜太公之外，还有重要的八个幕僚。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天时地利相同的情况下，人才就是决定因素，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入世的精神，即使当避世隐士也是希望国家安定，人民幸福。所以作为领导者，要不拘一格选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在有海纳百川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