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记10｜武观之乱和太康失国

读史杂记10｜武观之乱和太康失国

当夏启在“甘之战”中有效清除了有扈氏的武装挑战之后，司马迁用了四个大字形容当时的形势：天下咸朝。由于中国文字向来多义，漫长的时光隔阂和词义变迁更是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为了更好的理解原意，我们不妨先解释一下这四个字。

相比之下，朝的意义更明白一些，朝即朝拜，也是朝贡。如果说朝拜是向权威屈服的精神表示，那么朝贡便是这种屈服精神的物质化体现，两者实际上是二位一体的，正如我们不会两手空空去看望领导一样，那些朝拜的方国诸侯也不会只带上两条腿就来到夏都阳城。所以，朝字很好的反映出当时夏朝对其他方国的控制方式。第一，承认夏帝的权威，第二，定期向夏朝贡献财富。或许还有另外的一条，一旦夏朝对外发动战争的时候，方国需要提供军队支持。

不过，似乎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在内政上，各个方国实际上是独立的。做出这样的论断并非胡说八道，因为这种控制方式直到商、周也还是如此。既没有所谓的中央，方国也不是国家的“地方”。性质上，夏和其他的方国都是同一个级别的，只是力量更为强大而已，夏启也完全不同于秦始皇那样的皇帝。

实际上，抛开朝字，四字之中，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两个字是“天下”。由于古人日复一日的观念熏染，一提到天下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和四海八荒的广阔天地联系起来，进而生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豪迈。然而，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因为这时候的天下即便高估，可能也只是山西南部、河南和山东的一部分（伊洛流域）。其他各地当然也有人生活，但考虑到山高水长，林密草盛等等天然阻隔的存在，他们很可能连夏朝都没有听过，更不用说夏启了。

今天中国的幅员实在太辽阔，这也是说它在气候、风光、生活方式、习俗和语言各方面的千差万别。所以，当我们进行有效论述的时候，必须划出相对确切的时间和空间，因为所谓的历史是在“一定的”的空间和时间中发生的点点滴滴。

今天的我们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部分上帝视角的可能，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地方的部落文明看成一颗发光的星星，那么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中国更像是一个万星点缀的星空，而夏朝所在的中原地带可能更大、更亮，如同一湾明月。总之，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那样，这确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

由于远古的战争还很实际，多是以掠夺、抢劫为主要目的，可以想象，击败东夷部和有扈氏一定给夏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包括铜、玉、贝、粮，当然还有牲畜和奴隶。这些掠夺来的（以及方国贡献的）大量财富就为大规模工程建设提供了人力和财力的可能，而战后的相对平静也营造了建设的合适时机。

对于远古时代的工程建设水平，今天的我们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有些人觉得，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时代，书上所描绘的许多语句多是溢美之辞，全不可信。另外一些人在参观了许多博物馆或文明遗址之后，面对那些巧夺天工、制作精致的远古器物目瞪口呆，认为书上的夸张描写其实是现实的图像素描。在“完全不可信”到“完全可信”之间，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认知定位，定位区间的移动往往来自于科学考古的挖掘。

那么夏朝的技术水平和整体规模到底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呢？在对二里头遗址（约前1700年-约1500年，这个时间段被认为是夏朝中后期）的持续不断的考古中，一些出土器物不断刷新我们的认识。比如下面这个绿松石兽面青铜牌。

“金镶玉”上的动物是狼么？

更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出土的一条绿松石玉龙：

绿松石龙

据专家介绍说，这件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一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整器长约70厘米。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细小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原来应是粘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

由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还在进行，“夏墟”的城邑规模还不清楚（是不是都城也不好确定 ，许多人希望它是都城），据说已经达到了300万平方米。在当时，这种规模显然是一个很庞大，很豪华的城邑了。建造这样的城邑无疑需要很大的财富和人力，如前所述，这些财富和人力一部分可能是夏朝自己出产的，一部分可能是其他方国贡献或纯粹是战争抢劫过来的（各自比例如何，无法知晓）。

但财富的迅速积累给部落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会给部落带来很大的冲击，比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所津津乐道的阶级分化。只要看一看南宋、明末和当下，任何人或许都不会怀疑物质财富对传统的腐蚀能量，对信仰的践踏力道。

统治者沉溺在欲望之海里不能自拔，整个社会歌舞升平，财富的不均衡分配，势必会像钢材里的位错和缺陷那样，不为人知却实实在在地破坏着整块材料的稳定性，微裂纹的集聚慢慢变成肉眼可见的细裂纹，直到外力给它致命一击，将它摧毁或是送进熔炉重新锻造。

这种现象在夏启晚年似乎就已经漏出了些许苗头。传言说夏启晚年耽溺酒乐，曾经的英武雄风极速滑坡。他的继承人太康也没能幸免，以至于夏启的另一个儿子武观受到了强大的引诱，从而对帝位产生了觊觎之心。

不知道为何，司马迁在《夏本纪》里并没有记载武观叛乱的事。（这件事出现在《竹书纪年》里）他只是无比简略地说到，“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对太康失国的原因一字不提。

通过其他的材料和传说，我们知道，太康失国是因为东夷部落后羿趁太康兄弟到洛水打猎的时候火速进军，占据了夏都。看起来，这跟后来司马懿搞的高平陵政变非常类似。但帝启晚年到太康初年这并不算长的时间里，武观叛乱，东夷（后羿）进攻接连发生，两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武观的叛乱暗中是否得到了东夷部的支持呢？因为叛乱是需要力量的，在发生战斗的时候是需要武装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一个政治常识，对于意图谋位的人来讲，尤其重要。

夏朝二十四符

和殷墟不同，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夏朝的任何文字，但在陶器上发现了总共24个符号。这些符号并不是文字，有学者认为是氏族族徽。由于那个时候战争并不是后来的抽丁制，更可能是全族皆兵（商朝就经常出现让某族某族去征伐的事情，比如多子族）。如果上面的24个符号确是族徽的话（这在部落里似乎很常见，战国中后期时候有个蛮夷建立的中山国，他们的族徽非常有名），那么说明夏朝至少可以有24个氏族组成的军队系统。问题是，这些24个氏族谁来掌控？个人觉得，夏启可能掌控着大部分，但也有一部分是归于他的儿子们，仿佛后来清朝的八旗制度里的亲王贝勒。武观叛乱的目的是夺取帝位，而不是去送死，如果手中没有一定的武装，他怎敢在夏启还活着的时候就举行叛乱？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对太康失国的原因做出如下猜测：夏启后期和太康的腐化堕落以及失当军事安排，导致羡慕帝位的武观发动了叛乱。夏朝内部因此出现了规模宏大的部族之战，虽然武观叛乱被镇压，但这次叛乱从内部极大的消耗了夏朝的整体实力（不知道是不是蔓延到了夏族外部，其它方国是否参与，因为从姓氏上看，平叛武观之乱的彭伯寿并不是夏族姓氏，而是夏方国昆吾部，以长寿闻名后世的彭祖就是出于昆吾部落），然后后羿的东夷部大军趁机攻占夏都，以至于太康兄弟五人逃亡洛西？

当然，上面的猜测仅仅是逻辑上的演绎，而逻辑上合理的东西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发生。尽管事件的真实原因和进程已经模糊不清，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很深刻的：随着太康的失国和后羿的攻占，夏朝和东夷部的战争继夏启和伯夷之后再次拉开序幕。

另外，上面所说的财富带来的腐化堕落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后羿在攻占夏都之后，面对着如此巨大的财富和华丽的宫殿，后羿也像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那样一头栽进了欲望之海里，荒淫腐化较之夏启太康，似乎更胜一筹。由于后羿是传说中的神射手，似乎对饮酒和田猎活动尤其偏爱，“不恤民事”，这样的统治者和统治方式在反对力量潜藏的环境里当然意味着无穷的变数，事实上，各种大戏和演员已经在幕后积极彩排，等待上场了，比如那个寒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