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增长的机器：走向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哈维·莫罗奇

在大多数城市和地区规划及政策的背后是什么意识形态在推动？什么样的利益相关团体最能影响城市发展的过程？以城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论点有多少合法性？

像其他精英理论家，多元理论家及政体理论家一样，莫罗奇认为地方政治需要建立同盟，地方层面的小团体和个人有各种不同目的，但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单独行动很难争取到足够的选票来使得政府对他们的首要关注作出回应，围绕更高级目标的同盟由此相应的建立了。

自由派联盟中的环保主义者可能与他们同盟中的女权主义者和民权主义折存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但是如果他们相互妥协，一起努力达成他们共同的自由目标，则联盟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利。

本文写于1976年，相比现在当时有更多的人认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性之一观点，在当时美国城市推崇增长压倒一切时莫罗奇的语言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以城市空间的传统定义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远离现实的日常活动，地方权力机构的上层首先考虑的是有关土地使用，公共预算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政策，尽管存在大量关于社区权利及如何界定和阐释城市或城市空间的文献，但是几乎看不到二者相联系并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城市生活的做法。

地区实质上就是一台增长机器，最明显的增长标志是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这一典型模式通常首先表现为基础产业的扩展，然后是劳动力的膨胀，零售业和批发业规模的扩大，更加广泛而日益密集的土地开发，更高的人口密度不断提升的金融活动水准，城市是那些精英分子的一台增长机器。

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途与更大范围的土地的前景息息相关，从特定地块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其实依赖于附近整个土地的未来状况，这种情况出现时，代表社区的“我们觉得”就会出现，我们不能把地图看作法律政治或地形的分界图，而应该看做争夺土地利益的策略联盟和行动的马赛克图，无论是小型的地块还是整个城市或地区或者一个国家莫不如此。

社区的每个单位都设法以牺牲他人来提高自己的土地使用潜力，随着集体利益的机遇和挑战的增强或减弱，团体意识和团体活动的强度也随之增强或减弱，但当这些联盟能够长久维持时就会结成一个持久的社区，社区以嵌套的方式存在，在一个层面上相互竞争的次单元都会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结成联盟。

政府决策并不是影响区域增长机遇的唯一社会活动，民营团体的决策也有着重大影响，当一家大型企业决定要在某地建立分厂时，它就为周边的土地使用模式规定了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看到政府的决策影响着进入市场和原材料的成本，政府的决策还通过对失业率的间接控制，动用警察机关来制约或者增强福利等手段来影响劳动力成本。

一般而言各地方都非常在意政府的这些权力，地方除了创造最有效的服务与工业增长的各种物质条件外，还会设法营造吸引工业的“经贸氛围”，无论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任命的官员，他们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充当工业“大使”，彬彬有礼地向潜3s在投资者宣传这些优势。

这种旨在影响增长分布格局的有组织的行为便是地方政府活力的本质，不是政府的唯一职能但他是关键的职能，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职能。

报刊除了将精英分子结成联盟从而实现增长之外并无个人企图，处于这个原因报纸在社区往往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风范，有功利意识但绝不急功近利。

城市这台增长机器把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物卷入其政治之中，这种人物无论代表自己还是代表曾经资助他们获得权力的选民，他们往往是商人，而且是地方观念更强的那种，他们一经掌权就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而这一切也许只是他们在其他领域里漫不经心的决策的后果，但是这象征性的地位源于他们掌权的事实，他们通常不会让别人插手权力，对象征性问题的关注其实是为了其他目的而保住自己的位置的努力。

因此，掌管地方政府是全者并不能代表全体地方人口，甚至不能代表产生他们的社会阶层，他们带入公共话语的问题也不具代表性，但是这一问题却被人故意的从公众论述中删除了，允许讨论的问题衍生于某些商业部门人士的世界观，因为政客们既要煽动情绪同时又不允许分配问题称为公共话题。

近年来反增长运动的基础已经非常广泛，有些地区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力量至少可以在政治权利上分庭抗礼，最显著的似乎是某些大学城，反增长情结已然成为一些大城市的重要政治内容。但是，反增长运动更有可能在注重实际的选民中获胜，因为他们是具有广泛基础的激进主义传统的中产阶级，他们悠闲而世故，不受机器的控制和摆布。

不发展运动对地方的影响可能在于最终推动地方政治的不断运动，地方政治是全国政治结构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无论依赖程度如何最终都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改革，可以做出别的选择，才是真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