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回顾02(城市篇)
2018年回顾02(城市篇)
(2019年1月23日)
2017年11月18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收集整理资料,思考如何依托黄石现有条件和资源发展大数据产业撰写了《加速全市数据整合,系统打造“智慧黄石”》。一次偶然机会,通过区政府办的推荐,与市大数据管理局的主要领导面对面沟通非常开心,“善政、惠民、兴业”简单6个字概括了大数据的核心作用。
2018年,通过研究撰写《论如何建设当代之城》《建设现代商贸新城之我见》、到义乌集中学习(感谢区委区政府及组织部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到西北等地旅游发现了关于“城市”很多有趣的事情。
通过对“智慧黄石”的研究,以及2018年的种种经历,我对“城市”这个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城市”是构成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对“城市”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
一、何谓城市?
古代是这样解释城市的: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
我是这样定义城市的:
城市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群体为了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并满足自身需求,所形成的具有生产、生活、行政、金融、贸易、服务、文化、娱乐、信息等综合功能的物理群落和综合系统。
通过对生产、生活等城市综合功能的分析,城市按照对内对外,主要具有两大特性:
对内作为社会组织,城市满足市民,确保稳定性。
对外作为经济组织,城市满足市场,确保竞争性。
【再反过来看古代对城市的定义,“城”的保卫作用不正是确保稳定,“市”的交易功能不正是确保竞争?】
这就和生命体“生长”一样,对内需要确保各类不同细胞的正常运行,解决“生”的问题(对应城市,即民生和管理问题),对外需要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不断发展壮大,解决“长”的问题(对应城市,即产业和设施问题)。
不过不同于生命体,城市建设是可以提前进行规划和设计的,可以通过解决“长”的问题,再来解决“生”的问题。
综上,在我看来,“城市”可以通过4个主维度来进行评价:
1产业发展;
2基础设施;
3服务民生;
4社会管理。
【如果把城市拟人化变成卡牌游戏,可以用带权重的4个维度数值来对城市进行分级,笑。当然,如果是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每个维度下面还会设置具体的数值如GDP、人口等。】
4个维度的关系:产业发展是龙头,基础设施是条件、服务民生是根本、社会管理是关键。产业是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引擎;基础设施既是服务产业发展的条件,优势保障服务民生的条件;服务民生本身是最大的政治,是城市能正常存在的根本,毕竟“人亡政息”,留不住人的城市,会变成死城;社会管理的能力决定了“城市”运行的效率。
最后,我对城市定义的落脚点在“物理群落”和“综合系统”,体现了城市“实”与“虚”的两面,城市不能简单理解成为构成TA的住宅、路桥、公司、机关等具象(具体),还应包括城市自身一套独特的“运行系统”(抽象)。同时随着大数据产业与现实的深度融合,与数字博物馆一样,可以建设“数字城市”,城市的功能、效率、形态、规模会进一步完善。
但是无论“城市”的形态如何变化,两个核心特性不会变:稳定性、竞争性。
二、城市管理层(各级政府)的权限
我国是这样来划分各级政府权限的: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县级政府则落实上级宏观政策,同时“守土有责”。
【本人倾向于学者钱穆的说法,“省”的叫法脱胎于“行省”即“行动的中书省”,中书省是元代中央的宰相府,蒙元为了控制汉人,不使地方掌权起事,中书省便往各个区域分派中央官员,称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明灭元后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
城市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某些城市本身就是国家,例如新加坡。古代的雅典城邦也是国家。
1以城为国的政府拥有最高权限。除了常规的“守土有责”权限外,还拥有军事、外交、制币、宏观经济、立法等权限。
2省级城市,例如直辖市,在区域层面的宏观经济和立法权限要弱于国家但强于地级市。又如香港和澳门等城市(特别行政区),仍拥高权限的立法权和流通本区域货币的权力。另外还有一些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这些城市的权限也相对较大。
3地级城市,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通过,明确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和权限范围,赋予了地级城市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前提下的立法权。
【这里要注意为什么要修改《立法法》,表面上看是城市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需要,本质上是城市竞争的需要】
4县级城市,县或县级市财政等各项权限要强于区级政府,体量和规模也更大,但明显小于地级城市。区级政府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就更小了,很多职能部门都是垂管,但是县级政府基本具备了地方政府较为完备的行政职能,仍可以说“郡县治、天下安”。为什么能这么说?因为理论上,县级城市的权限已经可以构成一个“循环系统”了。
5乡镇街道级城市,通常在2-10万人口,可以定位为“微型城市”(城市规模大小的分类依据是建成区人口,而不是区域范围内的人口,即不包括农村人口),乡镇通常仍保有财政权,不过有一些省份的街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可以看出,城市管理权的权限逐级缩减,但“守土有责”的基本职能不变。
【街道办事处在地方组织法上,定义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过我觉得反倒是成了常设机构,但是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取消街道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行政效率】
【在街道干了2年多,街道可以理解成为被XX的一级政府,特别是没有财税权,直接理论上都导致无法形成“循环系统”,但管理事务仍旧非常丰富,特别是“五大新区”被当做“五大战区”,除了传统的社会治理职能外还要负责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职能,所以乡镇街道一级的基层真是各种苦逼,不过个人收获很多,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都知道一点】
三、城市的竞争对手和伙伴
现状: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上文提到设区市立法权的全面铺开,本质上就是城市间竞争的需要;2016年底各大城市掀起“抢人大战”,天津、广州、武汉、南京、西安、合肥等城市纷纷在住房、户籍、创业、家属教育医疗就业等出台政策,吸引外地人士落户,武汉提出本地高校毕业生房价减免20%,广州甚至降低到40岁以下本科可以落户,黄石开发区最近才出台重磅人才政策;最近山东省直接让莱芜地级市并入济南,江苏也流传把某某城市分割并入南京,为什么要这么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城市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更广阔区域甚至国家级别竞争的赛场上,传统城市已经无法适应,“城市群”概念提出,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湖北把武汉做大做强真的非常明智,从“一主两副多极”到“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没有开头的“一主”“一芯”后面的都是扯淡,特别是武汉成为第七个“国家中心城市”后,各种政策和资金也会相应的倾斜。
未来:主政一方特别是副省级城市的封疆大吏们为什么要这么拼?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未来?
我来简单揣测下: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1)新生儿人口持续减少,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新生儿数量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注意这是进一步开放二孩的结果。我读大学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列老师说当年是一年2000万新生儿,相当于一个巴基斯坦,(2)劳动人口首次下降: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586万人,相比201年末的全国就业人员77640万人,为最近多年的首次下降。(3)老龄人口增加快。2018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占总人口的17.9%。如果我没记错,2012年底才刚突破2亿。
随着人口的减少,城市会逐渐凋零。西塞山区黄石大道沿上窑以西已经显现“贫民窟”化趋势,一些学校因生源减少关闭,年轻人购房落户在黄石港和团城山,不少社区的老龄人口占比超过20%。新老下陆和团城山新生儿出生数量差异大,也侧面反映了老龄人口比例。如果主政者不采取措施,随着时间推移,人口自然消亡后是否会变成空城?
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黄石很多人看病都会选择去武汉,学生时代的同学们也多选择在发达城市落户,因为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发达城市有着更好的公共服务,人口流向更加清晰。(所以说,服务民生是根本,毕竟“以人为本”)对于弱小的城市而言,最后只能说一句,我们地方没钱。这还是按照目前的现状去预测,没有引入科技变革,如果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足够先进,企业主考虑成本因素扩大“机器换人”,收银员、快递员、保洁员基本消失,就会像《未来简史》所说形成“无价值阶级”,这些人口反而会成为“负资产”留在没有竞争力的城市。
本质:当前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竞争关系,类似于2个大国间竞争的延续,如果不考虑军事因素,就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就是产业的竞争。中国的市场和几乎全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带着小兄弟一起玩,另一个国家拥有同样的实力,那么这个小兄弟到底跟谁玩?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通过产业竞争、传导到财税竞争、再传导民生领域竞争,城市间的马太效应就会显现,浓缩起来就是:
城市间竞争的本质是特定区域市场范围内的产业竞争。
伙伴和对手:怎么理解城市间竞争的本质?依然要关注产业。义乌作为县级市,人口140万左右,GDP1200亿和地级市黄石差多,如果义乌在黄石周边,那么可以认定为竞争对手,但如果几个主导产业不是在特定区域市场范围内竞争则不必视为竞争对手。如,在浙江省内,产业类似的慈溪就是义乌的竞争对手,巧的是人口差不多,GDP一开始也差不多,但是差距在越来越大。义乌为什么会牛逼,一个原因在于虽然是县级市,但某些权限是市级(浙江一直都是强镇扩权的表率,出台多个文件赋予了义乌与设区市同等的相关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甚至是副省级(外商申报工商执照),扩权的直接结果就是效率提高。那么开始衰落的原因呢?个人认为是金华市高层次统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够,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是全球市场,再加上电商、贸易摩擦的影响,必然受挫,必须拓展新的产业,但是原有的城市规划和土地资源的限制已经没有发展空间。
中国区域辽阔,国情复杂,发达地区的县级市拥有匹敌中等地区地级市的GDP和人口。西部某些城镇的人口又不足中等城市的大型社区。
中心城市必然是周边城市的伙伴,周边城市间主导产业相同的彼此是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程度与主导相同程度和市场辐射覆盖范围正相关。
【城市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