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中来，到生活中去

昨晚，在大梦书屋（西湖店）举办了一场“新书分享会”，作家谢有顺携带其新作《成为小说家》如约而至，同时到场的还有其恩师孙绍振先生，两人就“演讲体散文”与小说创作理念展开对话。

1. 忘却学院式的规范

“现在的学术文章我真的看不懂，比如最近读的一篇文论，里面引经据典，到处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权威哲人的观点，我一连读了三遍还是搞不懂，而且始终不见作者本人的观点，我想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这是孙绍振先生开篇所讲的一段话，他现在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博导，著作颇丰。同时，他也是最早发掘谢有顺写作才华的伯乐。据后者回忆，在“百家讲坛”出现之前，福建文化界就数孙老师最红了。

“前两年，莫言到福建来，当很多人的面说，他在军艺听的很多课都忘了，惟独孙老师的课，他至今记得，孙老师讲感觉的变异和贯通，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那时的莫言，正在写《透明的红萝卜》。”谢有顺如是说。

显然，孙老师对文字的鲜活性与感染力尤为重视，他认为当今学界盛行一种不良风气，只知梳理前人观点，却提不出自己的主张。向权威屈服，对创新麻木的治学态度将学院派推向极端。

谢老师补充道：“其实这种风气并非从来就有，而是进入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后，方才如此。民国时期的学者写文章也是深入浅出、思想丰富，比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典型代表。如今国内的许多小说也有流于形式的倾向，越来越缺乏内在生命力。”

孙老师听后笑称：“以当前的学术风气来看，王国维要是现在还活着，估计连个讲师都评不上，因为他写得一点都不高深，全是大白话。”

随后，孙老师提出“演讲体散文”的概念，他认为好的文章和好的演讲一样，要想打动人，必须有新思想、有感染力。就像平时讲课一样，语言要准确通俗，观点要言之有物，这样才能吸引听者的注意，将其身心占有。

这种演讲体风格不仅停留在概念上，也有相应作品问世，比如东南大学将孙老师关于《水浒》和武松的讲演录音整理成文字，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命名为《演说经典之美》，颇受读者青睐，一版再版。

此书之所以吸引人，与孙老师的演讲体风格密不可分，它不像一般学术文章那样，完全是理性语言的演绎和论证，而是充满了讲者与听众的交流互动，学理的智趣配合幽默的谐趣，再加上讲者完全口语化的叙述，使听众心领神会的同时也体验到经典之美。

2. 像小说家那样思考

孙老师说他探索出演讲体风格，应归功于像《孔乙己》、《祝福》这样的经典小说。首先说说《孔乙己》，这是鲁迅曾在公开场合表明过的他最喜欢的作品。孙认为，《孔乙己》写得很先锋、很摩登，原因在于细节和留白，通过这些反映出当时国人肆意践踏（往往不带恶意）他人尊严的国民性，严重侵犯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底线。

细节上，鲁迅不直接写孔乙己的悲惨遭遇，而是极力描摹背景，同时将背景变为前景，透过旁人的视角表达他们看到孔时的内心感受，而这种感受与孔自身的感受恰恰相反，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构成小说的内在张力。

留白上，鲁迅也处理得很好，他在写孔乙己挨打时，并没有体现挨打的过程，而是轻描淡写地叙述被打后的神态，读者自然能联想到孔被打时的惨状。

还有一处留白很伟大，孔乙己去喝酒时，“我”眼中的他是这个样子：“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可以想见孔并非轻松走来，而是爬着过来，不然怎会满手是泥？

鲁迅冷峻克制，几乎是用白描的方式刻画人物，然而其性格形象却跃然纸上，且由此引导读者思考国民性中的愚昧与残忍，对失败之人极尽嘲讽之能事，毫无人道可言。

接着，孙老师又解读了《祝福》，他说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与封建礼教中的夫权、族权以及神权对人的压抑与残害密不可分，祥林嫂最后瘁死，但其实没有真正的凶手，或者说所有人都是凶手，因为病态社会将每个人都非人化，而身处其中的人却浑然不觉，这是最大的悲哀。

谢老师接过话题，继续说：“是的，文学离不开悲剧，王国维就把悲剧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由坏人造成的悲剧，是最浅显的；第二类是由盲目的命运造成的悲剧，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过怎样的人生，如祥林嫂；第三类是由人和时代的错位造成的，‘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但你却没有一点办法，这就叫悲剧中之悲剧，典型代表如《红楼梦》。”

《红楼梦》讲的都是普通的人情：宝玉听祖母的话是孝道，无可指摘，黛玉想要追求心心相印的知己，也是人之常情，宝钗等人也没错，这些事是很多家庭都会碰到的寻常境遇，但最后却演变成了悲剧。一部找不出承担悲剧的责任人的小说，反而成了永恒的作品。

每个人都是善恶交织的存在，借助小说我们可以从更多的维度去理解人性、去认识自己、去把握现实，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像小说家那样思考，因为多一个小说家的视角，就是多一种观察人世的方式，这也是文学之所以还有必要存在的理由。

3. 从文学中把握生活

在观众提问环节，谢老师谈及他对小说创作理念的认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所谓“从俗世中来”，就是要求作者认真观察世界、体验生活，写出来的东西要真实可信，比如作家二月河讲历史小说时提到很多人写一个人上路时带着一千两银子，根本没有生活体验，这种漏洞会瞬间瓦解读者的阅读信心。

而“到灵魂里去”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作者不仅要“向外看”，还要“向内望”，要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去探求永恒的难题，比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该去向何方”这样的灵魂拷问，唯有这样的思索才能使作品摆脱时空的束缚，成为文学经典。

比如张爱玲的作品就通过一个个悲剧人物不断探寻人性深度，几乎部部经典，而与其同时代的作家苏青也有诸多作品，却少了一份深邃苍凉的人生况味，比之前者就逊色许多。

作为人，应该有一种悲观意识，先看到自己生命的尽头，再回过头来思考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如果想不明白，可以求教于哲学和文学，某种程度上，哲学就是告诉你应该怎样活，而文学则告诉你不该怎样活。人生很复杂，不妨试试排除法。

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也有些感触，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人学，始终以人为中心，在美与丑、善与恶之间寻求人性尺度与生活方式的无数种可能，借助文学我们可以跳脱现实的樊笼，感受世界的多样，体验命运的无常，追寻人生的意义。然后带着这些感受与思考重新回到生活中，去过一种你想要的生活。

也许，好的小说就像《追风筝的人》里阿米尔最后追逐的那只风筝，它引着我们领略世间的繁华与凄凉，带着我们品尝内心的喜悦与悲伤，重要的不是追到风筝，而是追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生的奖励，所以无论如何，让我们勇敢地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