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雾锁在南洋

槟城，雾锁在南洋

槟城回来几个星期了，一直想写它的游记，却一直没有下笔。

槟城去过两次，每次都印象深刻，惊叹不已，但若要将一感一受写下来却总觉笔尖单薄。我停于表面的惊叹根本没有触到槟城的内核。虽然去了两次，却其实依然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对其毫不遮掩地呈现出来的历史一无所知，对一群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某段故事一无所知。

第一次去槟城是2005年，和那时的男友，这一次去是11年之后，带着丈夫，孩子和已近古稀的父母。时光于我如隧道穿梭，不觉间我已不知穿梭了多少的隧道，改头换面，从外到里都成了大约另一个人，然而，这个地方似乎压根没变。街道还是以前的街道，房屋还是以前的房屋，街两旁的杂货店手工作坊仍如上次来的一样，唯一变了的是槟城的乔治镇现在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前的很多老房子改建成了各有情调的客栈，路上多了很多旅游团和旅游大巴。

槟城，雾锁在南洋

我以为时光是匀速的，匀速的时光里所有的东西都以相同的速度前行。显然不是。时光里有些东西飞速前行，每天变一个样，有些东西几乎静止，不随时光的河流流淌，而是深深地扎在河床的深处，任流水如何冲刷，它仍不变地屹立着，顶多脱落下来一些斑驳的表皮，碎屑掉入水中冲走，年久之后，也许它的根基受损了便轰然倒下被急流瞬间冲走殆尽，它会消失却不会改变。

在时光中，到底是快一点好还是不变的好，这大概永远是无解的迷题，为何有些地方有些人选择快而有些地方有些人选择慢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我是典型地时常在这两种希望间纠结被折磨的群落，身不由己地随着洪流滚滚向前，却总试图挣扎出来去到静止的河床感受一下不变的东西。那些不变的东西应该才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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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飞过去，一个半小时到达槟城的机场。我们到了乔治镇的中心，停车下来，一幢挂着某某商社的白底黑字牌子的三层楼原本白色的外墙已发黄，对面即是我们要下榻的客栈，门外靠了一辆自行车，两扇木板门敞开着，里面是幽深的门厅和尽头天井上方照下来炫目的阳光。

槟城，曾叫槟榔屿，英文名Penang，位于马来西亚西面的海岛，也正是马六甲海峡从印度洋开阔处逐渐收窄，马上要进入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夹着的海峡咽喉的重镇。这里是英国殖民者在东南亚占领的第一个殖民城市，也是东印度公司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它历经了多次的战乱和不同主权的占有者，最后于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成为了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州。

这座城市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四处可见的中国建筑和各地商会，和百年前的中国如出一辙的手工艺商店，食铺，这里是陈列华人下南洋历史的活生生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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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泛指华南以南的11个东南亚的国家，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为主。鸦片战争以前，已有大量的中国人渡海至这一带，以经商和从事贸易为主。真正大规模的下南洋有两次。

第一次在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包括同意西方国家在中国东南沿海招募劳务工。时值中国东南地区经历各种战乱，民不聊生，几十年间，有200万“契约华工”被“招募”或“欺骗”至东南亚种植园和矿山工作。这是当时所谓的“苦力贸易”。这一阶段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才颁布法令禁止非法贩卖华工和保护华侨才结束。

第二个阶段在20世纪初至1950年，中国国内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各国在殖民国的扶植下，种植业继续发展，金融，航运，制造，铁路等新行业也迅猛发展，急需熟练劳工。那个阶段仅1922年至1939年间就有500万华人出洋来到东南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浪潮才停止。

二战之后，当南洋的这些国家逐渐独立后，华人在各个国家的命运也大相径庭。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华人人口占少数，且政治地位低下。唯有在新加坡，华人自始至终保持着大多数，并且掌握着政权，华人的地位才一直保持着平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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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的华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并衣锦还乡，然而，他们在南洋遭遇的却大多是劳工非人的待遇。尽管如此，依靠着华人的智慧，勇气和顽强，华人还是在南洋的土地上站住了脚，逐渐成了贸易和经济的中坚力量，累积了非凡的财富。然而，这样的财富却给华人招来了更加多舛的命运。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多次掀起残酷的排华运动，几万几十万华人惨遭杀害，而这些杀害的唯一原因就是华人太富有。勤劳却不掌握政治力量的华人面对伤害无任何反抗能力。

这些国家都保留了很多华人的痕迹，大家族的祠堂，先祖的墓场，中华佛教的寺庙，但大多零散，并愈来愈多地消失在平地丛生的现代高楼和文明中。唯有槟城的乔治镇，不仅集中，且幸免于战乱和现代文明的席卷。

“策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身居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是故乡。

旦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平生屋漏原无愧，三七男儿总炽昌。”

徜徉在乔治镇，穿过圆形拱门连接的街边的走廊，路过堆满了五金杂货或藤椅藤桌的店铺，踏着参差的石板路崖，我仿佛看到远方大海穿过迷雾驶来的一张张华人的面孔，面孔上是几个月海上生死航行的疲倦，踏上新土地的不安，期待和为了生存什么也能忍受的顽强。带着梦来的华人在此居住了几百年好几代回不去故乡，就把这里变得比中国更像中国，仿佛中国延伸在此的一只手臂，流淌着相同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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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最著名的参观地是Blue Mansion(蓝屋)，是张弼士故居，费时七年建造完成，是东南亚现存最大的清代园林建筑。张弼士是下南洋的华人翘楚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广东大埔贫寒家庭，19世纪中叶15岁的他来到印尼的巴达维亚谋生。他从在小米店打工开始到后来成为东南亚巨富，后亦官亦商，还支持过孙中山的运动，创立了张裕葡萄酒。1916年张弼士故去后，其后人无能力照管好宅子，于1989年根据张弼士的遗嘱，在他最小的儿子逝世后拍卖老宅。宅子被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华人买下，并耗费重金重修，现在开放参观，并将其内改成酒店。这位华人买下的原因是，希望保护这些老东西，这样子孙才有得东西看。

李光耀说：“唯有知道自己的根源，唯有了解祖先的遭遇，你才知道进退依据。我们和泰国人菲律宾人或斯里兰卡人有何不同？差别在于我们如何来到此地，以及发展的方式。这需要有历史感。”

这可能是槟城留给华人的价值吧。它是历史长河中华人历史和价值观的沉淀，如深埋在沙砾里贝壳包裹着的珍珠。它残旧的房屋和街道就在时光的尽头等候华人的后代来此寻访历史，来读懂中华民族几百年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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