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情叫杨绛和钱钟书，有一种信仰叫“我们仨”

有一种爱情叫杨绛和钱钟书，有一种信仰叫“我们仨”

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于今日凌晨去世，享年105岁。而她，也是民国最后一个被称为“先生”的女性，她的离开，其实是代表了属于那段峥嵘岁月的告别，大师在逐渐的离开，过往的历史只能通过文字来记录了。

下午我又重读杨绛的《我们仨》。讲真，这是我读过她唯一的作品，在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在本子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没有生离”。她在《我们仨》的最后写到：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我能理解她的痛苦，眼睁睁的看着至亲之人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晚年的生活应该是孤单而又充满无限温暖回忆的，越是这样，对于最后走的人来说就是莫大的折磨。

最后离开的人，一定是爱的最沉重的。

她跟钱钟书的爱情，就是很多人所期望的那种“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姻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杨绛的眼中，钱钟书更像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的小孩子，她在书中写到自己生产的时候的经历：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不要紧”，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说明这是一种至亲的依赖与不忍苛责的包容。他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七七八八的事情，就是一直读读书、会会朋友、然后就是工作了。他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散步”，到处走，到处发现，距离也不会太远，但是也别有一番情趣。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我能感受到杨绛最幸福的瞬间，大概就是每天早上吃着自己丈夫做的早餐了。杨绛在书中在前部分和中间部分提到了钱钟书做早餐的情景：

我们两人的早饭总是钟书做的。他烧开了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我们吃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从冰箱里拿出黄油、果酱等放在桌上。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然后我收拾饭桌，刷锅洗碗，等着他穿着整齐，就一同下楼散散步，等候汽车来接。

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钟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钟书做给我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我看到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

我联想起三十多年后，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赺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赺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一个丈夫一直为妻子坚持做早饭，这样的关怀回忆起来哪怕是失落但也是带着甜的吧。而且有点“笨”的钱钟书好像很喜欢为自己的妻子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他看来，这都是小事一桩。

杨绛回忆了她跟钱钟书一次吵架的情景，这也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有关吵架的记录。两个人平时都是文邹邹般的温和人物，他们吵架的原因竟让我哭笑不得，不是因为家长里短、婚姻生活，而是因为一个发文的读音：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

在对未来有分歧的时候，关于钱钟书自己的未来，杨绛也不会插手去管，而且也不会让他去反抗父母：

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

与此同时，杨绛把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奉为自己的信仰，这才有了《我们仨》的构想，才在最后当两个至亲都离开自己后在92高龄提笔回忆自己曾经拥有的三人生活。

如果我老了，也许都不会有她这般的勇气，我觉得这勇气的来源，大概就是因为信仰。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而属于他们一家人的乐趣，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钟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浪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看过很多家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但看杨绛他们一家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平和。这样的平和大概是因为他们三人都是知识分子，平时比较喜欢安静的生活，有点与世无争的幸福感。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杨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带着对女儿和丈夫的思念安稳的离开。我不想去定义什么样的爱情是好的爱情，也不想去定义什么样的家庭是好的家庭，但是一定有一种情感，让你能在尘世获得幸福，在离世的时候获得安稳。

这大概就是杨绛“我们仨”的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