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创）

　　天，高远深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是一本常翻常新的书 。

1 出身疑点

      父亲出生于１９１２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多灾多难的时期，据父亲自己说，他在村里读过私塾（可能就是跟着赵五先生吧），在十三岁还未成年的时候（爷爷张大群去世），他就踏入了遍是洋人租借地的天津卫，进入一家制帽作坊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不大清楚，父亲何以从学徒成为掌柜，并且在天津有了一套说得过去的私人住宅，娶妻生子，还让几位同乡做了自己的学徒或是工人。因此，从阶级划分上说，他究竟是属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至今我也闹不清楚。

      在父亲开始他的田园生活之后，我见过他的几位徒弟，有官有民，但是不管职位高低，每年都有从老远的地方来看望他的，父亲一般都是以茶待客，师徒们谈笑风生，亲密无间，我也没有看出阶级划分的痕迹，尤其是本村的张文魁和张志学两个徒弟，他们之间的来往就更加密切，无论我们家有什么事情，这两个人都跑在头里。

    但是，有一点儿是可以肯定的，父亲的学徒生涯是出类拔萃的。直到多年以后，我还见到他在学徒时期的一摞笔记和整理的规规矩矩的制帽操作工艺流程和各种类型帽子的裁剪图案。这可以作为父亲刻苦学习和勤奋工作的见证。

      这种情况，放到今天也不足为奇，打工仔成为富翁，学徒工成为老板的也大有人在。

      父亲有一绰号"张大帅"，我经常听到有人这样叫他，但不知这绰号是从何而来，又有什么根据，只觉得这里面没有贬义，倒是与老人家的气质相符，听起来也蛮威风的。

2  踏入农门

      父亲早年离开土地，却有着深厚的土地情结。在我离开学校学做农活的时候，对他强键的体魄，娴熟的农业技术，简直是叹为观止。他乐于终日劳作，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耕、耩、锄、耙、驶车、打场样样都是行家里手。

    老人家有一套理论"地是黄金板，人勤地不懒""人要哄（糊弄）地皮，地哄人肚皮"，还有"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等等一大套治家格言，经常把我们这些想偷懒的孩子们说的无言以对。不过这些理论，他不是放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自己首先做到的。

      听母亲说，土地改革开始，在家没有土地的父亲，对党的土地改革政策非常拥护，为了分得一份田地，把已经在天津生活的母亲送回家来。这可能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土地情结，总认为人要生活，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依靠土地。

    大跃进年代，他看到母亲在家种地的艰难，也是为了真正的在土地上扎根，又把已经在天津参加工作的大哥送回家乡。

      三年自然灾害，他亲眼目睹了人被活活饿死的惨状，更加认识了"民以食为天"的重要性，他不相信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他服从国家当时减少工业人口的的号召，抛开多年从事的工作和自己置办的家业，自愿申请回乡务农。

      当时我已经懂事了，还亲眼看到他和张文魁一起商量回家务农的事。当然，那时候家庭困难，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父亲看到回家务农国家给的一部分安家费，正好用来解决无米之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就这样，父亲在外闯荡半生，以年过半百的高龄，面朝黄土背朝天，与犁锄为伴，以至终年。

      在与土地厮守的过程中，父亲总是格外兴奋，显示出他特有的对土地的执着和热恋，在人们欲"跳出农门"而不得的年代，他却自愿踏入农门，不知是哪一组遗传基因促使他做出这一选择，亲友们为他疑惑，惋惜；而他自己则乐于此道，始终没有后悔过。

3  陈年老账

      在父亲漫长的岁月中，他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没法一一记载，印象最深的有那么几件。

      对于自己的子女，他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小时候，我对他非常敬畏，就是证明。但是，老人家也不乏舐犊之情，记得我考入县中那年，父亲很是高兴，亲自送我上学，一路上对我讲了很多，从过去到未来，从国内到国外，从科技进步谈到经济发展，一篇宏论讲的我心服口服。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理论仍然具有价值，足见老人家的远见卓识。

      我被他的思路折服，就以这次谈话为内容，写了一篇《升学第一天》的作文，由于感情真挚，说理深刻，老师批阅时给了很高的评价。从那次起，提高了我的写作兴趣，再也没有在写文章上犯过难，还总想标新立异，比别人写得好一些。

      由于父亲的毛笔字不错，算得上村里的半拉秀才，逢年过节給乡亲们编个对联，婚丧嫁娶管管事情，在生产队的纸盒厂做过会计，后来又在清凉店的面粉厂当过几年会计。他有一大摞账簿和单据，放了多年，家里空间又小，我们几次要给他处理，他都不让，说是"做过的事情，总要有个交代"。我觉得，这正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坚守。

    父亲为人处世，豁达大度，他给予人的很多，却没有为个人私利去争的时候，包括他在天津奋斗了大半生的家产，都送给了他的亲戚朋友。

      父亲深得乡亲们的敬仰，做儿女的不仅从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也作为遗产继承了由此带来的乡亲们对我们的尊重。

4  江湖之远

    老人家有一嗜好---看书。直到暮年而不改，老花镜也不知用坏了几幅，看过之后还要在我们面前发表他自己的看法。

    老人家有一习惯---论事。尤其是对于国家大事，"不在其位，也谋其政"。

      这些事情看得多了，也就司空见惯。有一次，我有意识的问他"平头百姓，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沉吟片刻，好像是对我，又好像是自言自语，非常认真的说出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时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作为听众，在他有意无意，言简意赅的分析评论中，懂得了历史，了解了社会，也知道了父亲还是一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

    不敢和彭大将军这样的大人物相提并论，但父亲在"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时期，确实有过"出洞"的经历。他看到母亲拖儿带女，着实不易，从亲身感受出发，为农民叫苦喊冤，给上级部门上书了一份减轻农民负担的"万言书"。这一次，父亲没有被打成右派，恐怕是沾了人缘好的光，也沾了人轻言微的光。

    还有一次，是我亲身经历的。当时正是"三忠于，四无限"的时候，父亲说"这样的政治活动是不正常的"。好家伙"一语惊人"，这句话和当时的形势是多么相悖啊，他被我好一顿劝说，才答应在大庭广众面前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

      再一件事是，父亲回乡以后，虽然年事已高，仍然雄心不减，他为了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除了参加生产队的生产活动以外，还自己喂猪，养羊，开荒，甚至从生产队纸盒厂领来一些活，搞起了家庭副业，家中的生活也因此有了一点儿起色。

      好景不长，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父亲的苦心经营荡然无存。为了吃饭的小锅，父亲险些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锅。我为此感到泄气，他自己倒是看得开，认为事物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这些经历对于父亲个人来说，是人生大事，但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又是"沧海一粟"，不足挂齿的。

5  泾渭分明

　　和父亲一起去天津学徒的还有他的盟弟，两人同年同乡，一同出门在外，关系十分密切。

      在父亲"上书"那次，盟兄弟之间产生了隔阂，原因是盟弟出面对他"上书"的事情进行检举揭发，好在最后也没造成什么后果。父亲对此不太介意，认为充其量是个认识问题，不应涉及双方的关系，盟弟则是深感愧疚，多次道歉，好像是做了多大的错事。为此，父亲嘱咐母亲要加强两家的联系，盟弟这样做，是出于公心，就是错了，也应该原谅他。在父亲回乡时又把一部分家产送给他们家。

      父亲这一胸襟感动了这位盟弟的公子，爷俩又成为忘年之交。不料这位公子官运亨通，从县长一直做到行署专员，尽管官做大了，仍然断不了带着礼物来看他这位盟大爷，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后来，我的弟弟和弟妹打算从泊镇邮电局调回本地，好长时间都没办成。弟弟打算让父亲给这位当官的哥哥说情，满想着只要父亲亲自出马，这是小事一桩。哪知父亲了解事情的原委以后，一口回绝"找别人我不管，找他不行，公家的人，办个人的私事，没有这个道理。"

    好家伙，这不啻又是一"警世通言"，吓的弟弟没敢再言语。

    为公为私，也算得上泾渭分明。

    事过境迁，父亲明显的衰老了，灰白的鬓发，满脸的褶皱，浑浊的目光，微微弯曲的脊背，因长年劳作而染就的一身古铜肤色。他站在田野里，被夕阳一照，嘿！简直就是一个那个时代农民形象的立体雕塑！

      这也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巨大的"？"，老人家在问谁？问什么？

    屈老夫子用笔把他的"问"写进文章里，父亲则用身躯把"问"写在大地上。

，      父亲晚年身体不好，他从六十三岁患上脑血栓到七十八岁去世，子女们对他照顾得很好。

      记得那年我带病中的父亲回老家，那时候没有轮椅之类的设施，我体重一百二十斤，背着体重一百六十斤的老父亲过铁路，铁路工作人员在身边陪护，一大群人对我行注目礼。

        我心里很踏实，步子走得很稳，但也真实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父爱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