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甲午风云》见二三事
这部电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这个制片厂可不简单，他的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这个东北电影制片厂又是在1946年在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后来改成了长春电影制片厂，2000年，改制成为了如今的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几乎是在废墟上发展的，可谓艰难，中国大陆一二代影人大多随蒋去了台湾，即便如费穆般留在大陆，想为新朝做些事，反而被江青勒令写检讨，一怒回了上海；如孙瑜确实被新朝重用，但却因为《武训传》受到批评，而且是由领袖亲自发起的，当时的电影人可谓是悲剧，电影为政治服务甚嚣尘上。
解放初期，我国的电影队伍主要有两支组成，一支是战斗在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另一支是长期坚持在国统区（包括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而本片导演林农自十九岁时便前往了延安，故其应属于前者。
这部电影从1959年的八九月份，便提上议事日程，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决定拍的，后来把拍摄的任务交给了林农，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宣传反帝宣传爱国思想的。
自始至终，这部电影便有浓厚的政治干预在其中，从剧本的人物、情节再到思想内容、乃至取景等，都受到省委或者厂领导的某种影响，正是这种政治干预以及为了电影的流畅与塑造人物等方面的影响，使得电影在真实历史的展现上是失真的。
在侧面也展现了当时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实，比如原来剧本中有一场是慈禧太后游颐和园的场景，后来傅振生（没在百度上查到此人，但应该是省委成员）说，这一场可以去掉，原因是毛主席说过，“满清腐败，建立了海军也是不行，还不如留下一个颐和园，对于现在还有点用处。
但是后来考虑到种种原因，虽然去掉了这场，但加了慈禧上朝的场景，便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再比如在外景拍摄时，厂领导便传达了两项指示，一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戏中要突出人民的作用，具体来说便是在结尾处加上渔民揭竿而起，二是要将邓世昌塑造成资产阶级革命家，最后与满清决裂，剧组都做了相应程度的落实。
可见，这部电影的政治干预的色彩相当浓厚，这与党的文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政治凌驾于艺术之上的情况，愈演愈烈，不是说政治干预不好，而是需要适度，需要指明大方向，而不是面面俱到。
而就在不久后反右倾斗争便开始了，之后就是夏衍等人被审查、接着便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紧缩，而这部电影正是在这种情况拍摄完成的，可见其十分艰难。
之后从1961年的6月到1963年的12月，由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对电影事业的关怀，创新思潮逐步回归，放宽了对电影的管制，但好景不长。
但总算这部电影赶在了更大的批判运动之前的1962年上映了，其中民族电影的色彩仍然清晰可见。
所谓的民族电影，简单的说就是以国内发生的人或事为题材拍摄的国产影片，反应国家民族精神、民族风貌的电影，至于郑雪莱又说民族电影的资金必须是本民族的，便不足为训了。
著名电影学者钟大丰、舒晓鸣二人著的《中国电影史》中第111页中如是写道：影片题材重大，思想深刻，是一曲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颂歌。整部影片色彩浓烈、深沉，导演手法明快、洗炼、节奏感强。
从影片的思想内容、色彩、导演三个方面给予肯定，也可以算是一部较为不错的民族电影作品。
众所周知，电影作为精准文化，历来以“精”取胜，这也是电影与电视最大的不同，由于笔者未在当时便接触到这部影片，对于电影的画面等便不做评价。
由于《甲午风云》拍摄时受到政治的影响，其中也不乏看到某些戏中戏的场景，看到了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如此其中可以展开的点更具代表性，更值得思考。
如果将《甲午风云》与1999年《我的1919》做一番对比，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从历史时间上来看，当然《我的1919》的故事要更晚一些，但却展现了同一个困境。
《甲午风云》中的李鸿章将大清和平寄希望于欧美列强，而《我的1919》中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在面对列强拒绝了中国代表团一切要求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不能签字不能做民族的罪人，但是却没有抗争，而是寄希望于耶稣，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勇敢的。
但是当跳出这一个个历史事件的时候，站在上帝的视角，俯视这一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人们的思想，源于国弱。
李鸿章寄希望于欧美列强，实际是在斡旋，是在维持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而陆征祥寄希望于耶稣，何尝不是一种无奈。
如果站在这二人的协理上去思考的话，李鸿章未必不明白大清如何方能自强，但是国弱已成定局，独木难支，况且列强们岂会给中国这个机会、皇室岂会动摇自身的利益；而陆征祥更是如此，一个外交总长，如何能够改变大总统的意愿，如何能够改变上层的意愿？
这一切的一切皆源于国弱，源于上层思想的落后，中国历来有尊崇领袖的传统，有为领袖避讳的传统，这大抵是从夫子的“为尊者讳”开始的。
中国的成语中也有上行下效一词，可见领袖对下面臣民的影响是深远的，故一朝有圣主必有贤臣，天下必定大治，一朝有昏主，天下必定大乱。
如今，党中央大力推行巡视制度，重在提倡党风廉政建设，而这个制度能否施行得下去，必须要有英明领袖的支持，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与体制是无关的。
对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法治，其实质还不是由人治组成的，一部法律认同的人多了，便成了法治，而现今中国正处在完善体制与增强认同的过程中，这无疑需要英明领袖。
自古以来的大贤们，莫不提倡上以身作则，如果上层的思想偏差了，带来的必定是整个社会思想的崩塌。
历朝兴亡莫不是如此，秦国之所以能一扫六合而统一天下，与贤明之君之多是分不开；唐之所以有安史之乱，与唐玄宗李隆基的昏聩有莫大关系，汉、隋、元明清亦如是。
抚今追昔，观《甲午风云》，感慨颇多，感慨于甲午事变，感慨于强弱易位，感慨于政治对于电影的过度干预，感慨于民族电影的式微，感概于中华之崛起，云云。
或许他日，当再看这部电影时，情随事迁，或许另是一番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