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过年（甜蜜的80年代）
我的童年（小学）是在80年代初，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百废初兴，整个国家处在一种日新月异的萌动之中，是现在的互联网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在物质丰富后出生的90后、00后所无法想象的。
在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国人还在为填饱肚子而发愁，因为他们刚从“自然灾害”与“十年浩劫”中走过来，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而是“你吃了饭没有”，或者调侃某人的不理智举动为“吃饱了”。进入80年代，眼见着家庭的菜篮子越来越丰盛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三代同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和我和妹妹住在一栋两层楼的外砖瓦内木的小屋里（别以为是别墅，那时候大家都住平房）。我上小学时每次考到一百分，奶奶都要给我煎一个荷包蛋，那可是餐桌上唯一的一个荷包蛋，其他人都没得吃。那时候所有的食品都要凭票供应，包括粮票、油票、肉票，其中直到我90年代初上大学粮票还必须，我还带着家里的一点点全国粮票去另外一个省会城市上大学，否则食堂没得吃。
过年了，当然是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因为这个时候才能吃上一年都可能吃不上的好东西，鸡鸭鱼肉（当然没有龙虾和大闸蟹，见都没见过），甚至花生、瓜子、麻花、糖酥等。记得那时候每年过年，爷爷奶奶为置办年货都要操碎了心，早一个月，爷爷要到处去买花生糖果等小食，因为那个时候缺的不光是钱，更是商品和商店。奶奶通常早早地就买了活鸡活鸭，在家里养着，因为怕过年的几天贵很多。给鸡喂食，抓鸡玩成了我童年寒假的一大乐趣。虽然大人时有抱怨活鸡挤占了本来就拥挤的室内空间。
大年三十终于在连绵不断的爆竹声中来临了，大约在晚上6点半，爷爷撑着长长的晾衣叉（杆子是竹子做的）把一挂爆竹伸向屋外，我颤抖的小手用香（现在可能只有寺庙才能看得到）伸向那挂鞭炮的引子，通常是点了好几次才点着，然后迅速跑开，小手紧紧捂住自己的耳朵。在一连串“噼噼啪啪”和欢呼声中，我们家的年夜饭正式开始了。我们家的厅堂按照现在的标准看并不算大，但是可以摆得下一张可以容纳十余人同时就餐的圆桌（架在一个平时吃饭的方桌上）在当时就算奢华了。年夜饭都是我奶奶一个人做的，爷爷偶尔打打下手，想想那个烧煤生炉，挑水洗菜的日子可真不容易。菜品可谓是丰盛，开始是冷盘，皮蛋，花生米之类的，后面是主菜，主要是实在的大块猪肉，记忆中总有木耳炒肉，辣椒炒肉，扣肉，大抵都放了猪油，还免不了有鱼，连年有余嘛，虽然每次总是动不了几口，后面是浓浓的鸡汤（老家传统都是先吃饭后喝汤），飘着厚厚的油，那时候都是土鸡，脂肪含量高，大家确吃的不亦乐乎。那时候大家吃的酒最多的是自家酿的米酒，还有“小香槟”，其实就是汽水兑点酒精，小孩好喜欢，现在超市都销声匿迹了。我妈妈算是最会喝酒的，喝一点点高粱酒或者四特酒，江西特产，那时候记得是4圆一瓶，和汽水瓶一样的瓶子装着的，“哐哐哐”，用瓶盖敲打桌子角撬开，辣辣的，很符合江西人喜欢吃辣的口味。那时候山东电视台录制的水浒系列连续剧《武松》初上荧屏，醉打蒋门神的经典片段是我们小孩争相模仿的对象。明明没喝多少，却要假装喝醉了打醉拳来哄大家开心也为宴席增添了不少乐子。
那是我们大家庭中一年唯一一次的全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光，大家按照长幼顺序互相敬酒，说着新年祝福的话。这个传统直到爷爷奶奶病重无法做饭，才各个兄弟分开在自己家里吃饭。我并不是一个能吃或者爱吃的人，也没有体会过父辈吃不饱的感觉，通常早早地从宴席中退出，和早已约好的小伙伴加入了放爆竹烟花的行列里。那个时候没有电子游戏机，电脑更是听都没听说过，旅游更是奢侈品，公园也少得可怜，放爆竹烟花是整个寒假最大的乐趣。和小伙伴们比谁的烟花爆竹多，谁的够响，够绚丽，是最大的资本。左手拿着一只点燃的香，右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个爆竹，凑到香的前端点燃引线，然后迅速甩出去，听着清脆的“Bang”声，好有快感。间或着放一些烟花，记得有放在手上一燃升天的“冲天炮”，放在地上的“菊花转”，和手上用线牵着的“金盘银盏”，有时连大人们也跟着一起看，经常是一放就一个晚上，直到凌晨打钟，那个时候爷爷又要用晾衣叉撑一挂爆竹出去，我用香点着，叫做迎新炮。然后才能心满意足地睡去。
83年央视才开始春晚模式，我当时并看不懂，只记得姑姑常向我们小孩比划的一个哑剧“洗澡”，父亲在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机面前，一边磕着瓜子，一边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靠，笑声爽朗而洪亮，连我妈妈都取笑他。那是相声的黄金时代，有侯宝林，马季，姜昆，笑林。我上初中才温习了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五官争功”，这么搞笑又讽刺的段子现在再也看不到了。我印象中记忆深刻的有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那个夸张而滑稽的吃面动作。后一年他们成了春晚的总主持人，在工人体育馆搞卖票入场的春晚，却遭遇了全中国人民的唾骂，被指节目不多不精彩，广告连篇，连中央电视台都出来道歉。在那个娱乐节目贫乏的年代，电视也只有两三个频道，记忆中家里有一台放老式唱片的针式留声机，那大约是爸爸妈妈结婚时的几大件之一，难忘的歌曲有“闪闪红星”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磁带和录音机是我上初中后父亲为了我学英语才买的。所以大多数流行歌曲都是从春晚开始流行，如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李谷一的“乡恋”，其实我只记得熟悉的旋律“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查了百度才记起歌名叫“乡恋”。那一年刘晓庆才28岁，正是风华绝代的年龄，主持春晚，并独唱歌曲。那时候演员没有整容，略施粉黛，衣着朴素，很少伴舞，更不用说露胳膊露腿，舞台也很简陋，却可以让大多数家庭围坐在一个小黑白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到新年敲钟。很多音乐，相声，小品的内容都会成为大家一年的谈资，张明敏就是凭“我的中国心”一炮走红，成为当时学校新年茶话会的必唱金曲，不亚于前几年的“小苹果”。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整个国家都沸腾了，港台风吹醉了校园里的少男少女。很多港台明星争相来到当时还很贫穷的祖国，就为了踏上那个吸睛更吸金的春晚舞台。
那时候过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是拜年。大年初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爸爸嘱咐我和妹妹下楼去和爷爷奶奶拜年，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等等，随着一年年长大，能说的祝福语言越来越多。压岁钱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爷爷奶奶一般是在大年三十的年饭上就包好了给我和妹妹。然后大年初一，乃至接下来几天的重要工作是走亲戚拜年，有爸爸家族的，有妈妈家族的。可惜的是妈妈总是喜欢在春节加班，为了当时一些看来还不菲的加班费吧。于是爸爸骑着他那辆自行车，通常前面杠子上坐着我妹妹，后面椅子上坐着我，就这样咔咔朗朗，叮铃铃地走街串巷的去拜年。那时候气候比现在冷，过年经常下雪，我们都穿的厚厚的，裹得实实的，我现在都记不清父亲是怎么能带两个还能骑车的，我是很晚才会“跳车”的，即从平地跳坐上已经开始行驶的自行车后座。下雪天要等到雪融化了，或者环卫工人扫出一条可行驶的道路才能上路。这时候街道上还有一道红色的风景线，就是各家各户帖的春联。那时候还没有花园小区的概念，都是小平房，门面对着马路或者小路，一到过年就会贴上各种各样的对联。我记得我爷爷还经常自己买来纸写对联呢。记得有一年，本地的一份官方报纸，“南昌晚报”，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们家订阅的唯一一份报纸，也是这个省会城市最有影响力媒体，举办了一个有奖对联征集活动，上联大约是“爆竹一声辞旧岁”，可能是吧，记不清了，可能也有很多上联。然后看到很多家门口贴出来了，什么“桃花万朵迎新春”之类的。那时候每个新年都是值得从内心庆贺的，因为每一年的生活条件都比过去一年提高不少。到了亲戚家，自然是拜年寒暄，见到我和妹妹说“又长大了，长得好可爱啊，好乖巧的样子啊，学业怎么样啊”之类的，一般每家的招待是两个完整的糖鸡蛋，就是把生鸡蛋敲破壳后放到一锅水里煮沸然后加点糖，老家话叫“秤砣蛋”。然后是互相给压岁钱。一般是一元两元，或者五元十元，根据年份，关系远近，家庭富裕程度，个人慷慨程度而定。一般多一点的压岁钱都会上缴，自己留一点点买点糖果或者烟花，就很开心了。
80年代，大多数国民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每年过年，都能感受到饭桌上的饭菜愈加丰盛了起来，穿的衣服更加五颜六色，用料讲究，款式洋气了，电视节目越来越多，春晚的舞台越来越绚丽，演员阵容也越来越庞大，压岁钱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人免不了抱怨物价又涨了，大家对改革开放下的生活水平的变化还是蛮喜气洋洋的，真的是像“难忘今宵”里唱的，发自内心的“共祝愿，祖国好”。不像现在互联网上的一些人总是找各种机会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好像我们生活在十恶不赦的旧社会，或者是全球最糟糕的国家。哈哈，不是教大家忆苦思甜，而是经历过贫穷，才会珍惜今天的富有。我想，今天的我，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法感受当年过年的快乐了。人生苦短，且行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