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论

陶扬鸿

余少而好读韩非之书，以非文辞峭直，说理精辟，诚先秦之大家，而法术之巨子也。悲非有才而为李斯所忌，构之于秦王，不得其死，以为非之死，才为害也，古谚云：“美女入室，恶女之仇。”传曰：“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士无贤愚，入室见嫉。”此于韩非见矣，夫才不可外露，外露易见妒于人，而害生矣。

今复读韩非之书，见韩非感叹说君之难，而著《说难》，论理精微，后世罕及，竟不免于死，而以为韩非之死，正死于《说难》也！智者藏术而不示人，今韩非悍然言之，岂不遭秦皇之忌？人主无不欲制人而不欲受制于人，秦皇见《说难》，而忌非之心生矣。说难曰：“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说君乃密术，而非泄之，非欲不危，岂可得哉？又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以人主喻龙，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不可婴逆鳞，逆鳞喻人主之所忌，秦皇见此，焉能不惮而杀之？欲驯龙而使君知之，则其危尤甚于批人主之逆鳞也，故夫非之死，岂待李斯之谗哉？

惜乎韩非能知乘人之短，而不知存己之道，知说君之术，而不知藏术以说君也。韩非，权术之大家也，为帝王作驭臣之术，又为说客作驯龙之术，术诚高矣、明矣、至矣，而卒亡于所作之术，作法自敝，如商鞅为秦立法，而死于所立之法，岂不悲哉！大抵古今成大事者，皆功成之后而示其术，未有示其术而成功者也！

韩非以君不可驭之臣，则杀之，夫非，秦皇所视不可驭之臣也，故秦皇杀非亦必然矣！此犹大夫种教越王勾践七术，而勾践杀之。昔商鞅立严法，而还为自敝；韩非作权术，而反自杀其身，甚矣，法之不可妄立，术之不可外露也！使非不作，则不死矣。

自韩非作此驭臣治民愚君驯龙之术以来，而后之君相莫不阳尊孔孟，而暗奉申韩，诛不可驭之臣以立威，杀不可愚之君以持权，君臣之斗，甚于三代！汉高祖杀韩信，明太祖杀胡惟庸、知其才之不可驭也；梁冀弑汉质帝，司马昭弑曹髦，知其明之不可愚也。能驭则养之，汉高之存陈平、周勃，明祖之存汤和也；能愚则留之，曹操之存汉献、司马炎之存魏元也。为君，则多想方设法以制臣；为臣，则多察颜观色以说君。制臣不以术者必失权而为臣制，君之所畏也；说君不得其法者必危身而为君所诛，臣之所惧也。使君忧栗乎庙堂之上，而臣悚惧乎朝廷之下，君臣益隔，而道德所以益衰也。汉唐魏晋南北朝，愚君之术盛，而权臣多；宋明元清，驭臣之术兴，而君权大。权臣多，则君之令难行，而朝政易乱；君权大，则臣之才难施，而国家愈衰。呜呼，此中国之所以沦陷于蛮族，而落后于西洋也。

韩非之书虽不合道德，然亦可用以察奸惩恶，保身制敌，历代帝王将相多读韩非之书，诸葛亮亦教后主以申韩，张江陵以改革明政，则韩非之书，在知所用哉！在知所用哉！

——二零一四年作

观韩非《说难》可谓极工揣摩之术，通观韩非全书，亦极尽权诈机谋，而非卒死于说秦者，妄泄天机而长奸人之恶也！老子曰：“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机诈权谋，非泄尽矣，能不危乎？《说难》曰：“事以谋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而非自蹈之也！

甚矣术之不可轻言也，言之而启杀机；机之不可妄泄也，泄之必膺天诛！非之死于秦，非李斯能害之也，彼自言其术而启秦王之杀心耳！亦非秦王能杀之也，彼自泄其机而膺天之重罚耳！夫申韩之术，亦圣人之术耳，而圣人不言者，恐言之以导奸耳。非之心，欲以防奸耳，而卒以导奸，非之所以智，非之所以愚也。机谋泄，奸心长，尔虞我诈，无所不极者，尽于三代之后，岂复三代忠厚之风哉！而知非之罪也大矣，其死则非不幸也。君子见恶则知诫，小人见恶则思效。韩非之书言恶事恶谋者多矣，而几无善事也，焉能不长小人之恶乎？圣人作《春秋》，褒善而贬恶，善恶并书，圣人之权也，而必先褒善，以善统恶也。书善所以劝君子，书恶所以诫小人，而抑使君子知恶之需防，使小人知善之可为。而不详其恶以示君子小人，惧乎君子见之而怯心生，小人见之而恶心长耳，圣人之意，圣人之虑，深矣哉！岂申韩妄言天机可及也？

申韩言权术甚深，言利害甚明者也，而不知术极其深，则必穷；利极其明，则必蔽。目之明者，能见丘壑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耳之察者，能闻闺房之内，而不能自闻其心。利成于外而害伏于其侧，术用于内而道穷于其身。恃术者必为道穷，用利者必以害终。而圣人秉道以御术，利用以厚生。不为术而术自用于外，则术合于正；不谋利而利自生于其中，则利归于义。圣人之道术，圣人之义利，又岂申韩妄为利术可测哉？

——二零一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