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

近百年来，儒学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游魂”“木乃伊”等名称也成为学人言述儒学现代命运的醒目标签。诚然，以上言述的理据在于近代中国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换言之，近代以降，作为旧学的儒学与国家新意识形态的正式脱钩。这一脱钩是传统中国因应西方军事、政治与文化等方面强势压力的结果，儒学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坐标系中的主流价值地位也势必遭到消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走下神坛的儒学本身在近代的全然失语。实际上，它在现代处境中依然保持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想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表现即是作为自我主体性存在的儒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言之，儒学基于近代以降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意识，力图在多维价值结构中重建自身的现代价值系统，如平等、自由、民主、全球化等等。不仅如此，儒学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体系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充分的理性对话空间，对于后者的涵养亦具有多重有效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具有千年历史的文明体系之儒学，经过现代价值转型之后，无疑会散发出新的思想光辉：它不仅能解答“中国之问”，泽被中华大地，助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可为重塑人类未来世界文明秩序的“世界之问”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降的儒学已具有了寻求解答“中国之问”与“世界之问”的鲜明问题意识。学界一般认为，儒学的现代转型大体自现代新儒家始，如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等。在他们看来，心性之学是儒学的核心与根本，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则是儒学重塑现代外王品格的基石。大体言之，“从内圣开新外王”成为他们共同的致思进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侧重解决“中国之问”，二是虽肯认儒家心性之学的现代价值，但以“专制主义”为据否弃儒家传统外王之学的现代合理性。事实上，现代新儒学的转型起点，可追溯于新文化运动以前，亦即19世纪晚期。譬如，作为清末儒家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以重建经学形式来阐扬儒家传统政治的现代意蕴。其不仅理性而非妄自菲薄地探究“中国之问”的答案，而且以极为自信的勇气，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尝试对“世界之问”提出了颇具儒家特色的解答方案。这些可贵的理论探索之功，绝不是所谓离经叛道、穿凿附会的陈词所能遮蔽的。近年来，学人将现代新儒学的发端追溯至康有为那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看来，儒学现代转型的进路呈现出双向展开的态势：一是接着宋明理学讲，开掘心性学价值，从内圣开新外王；二是主张经学经世，汲取儒家传统政治智慧，以重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秩序。而后者在廓清儒家“专制主义”之陈说上无疑有其贡献。但对于如何开掘儒家传统政治智慧，重建现代外王价值，却是言人人殊。

对于儒家社会政治思想资源的开掘，应在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求一个可供对话的理论基点。而这个理论基点便是人类社会政治公共性。具言之，公共性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无论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彰显公共性的政治文化理念及文化结构会在具体时空的延展中表现出差异性。而这一差异性的存在进而影响各自公共精神特质的形塑。儒学的公共性特质概括为“王道公共性”。它彰显了儒家独特的公共精神气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儒学公共精神资源的开掘是探究其社会政治现代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点。在近代以降反传统主义的影响下，儒家政治被视为非现代性甚或反现代性的。因此，“儒学公共精神”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并非是不证自明的，而需对其进行一番理论证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