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读唐诗宋词，发现不少文人墨客都有自己偏爱的字眼，而这个字眼，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人生关键词。

  譬如，诗仙李白不管何种境遇都离不开酒，“酒”便是他的常用字眼；诗佛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参禅礼佛，“空”字时常在他诗文里出现；一代词宗李清照将花草视为情感投注的对象，“梅”更是她诗酒人生的暗香线索……

  不同的个性，造就不同的诗词风格，也谱写出不同的诗情人生。

  如果非要举出一位最喜欢的诗人，苏轼便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他的无限魅力，不仅在于诗词的豪放不羁与清幽和婉，也在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款款，更在于人格修为上的乐观豁达与逸怀浩气。

  尘世一遭，一个人可取得的最高成就，并非功名有多大，或者财富有多少，而是将自己的精神提升至最高境界。

  不知在哪里听过一句话说:苏轼是在苦难之中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人物。

  最近又读苏轼文集，不期然发现，“闲”，是他常用的一个字，出现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

  连贯起来看，在这一个个“闲”字背后，是他各种苦难与坎坷的人生，苏轼却用不可救药的乐天与始终如一的自持完成自己，实现自我，在俗世尘埃里妙笔生花。

  正如董卿在中国诗词大会上提到苏轼时所说的评语——在最低的境遇，活出最高的境界。

  有人说，苏轼是个矛盾体。之所以矛盾，是因为在他身上，既有儒家的入世之志，又有道家的出世之心。

  很多人在这两条道路上非此即彼。苏轼的了不起，就在于将两者有机融合，并行不悖。

  在古代，读书人都怀有建功立业的志愿，苏轼也不例外。

  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在身为文学家的父亲苏洵影响下，博览群书，以待厚积薄发。

  所谓先成家后立业，18岁那年，父母为他娶老家姑娘王弗为妻，而后与弟弟苏辙结伴同行，进京赶考。

  那真是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抬眼“大江东去”“谈笑间，墙撸灰飞烟灭”，对于未来有远大的抱负。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总是骨干的。在当时党争冲击下，苏轼的保守思想并未获得执政者的青睐，加上“如食在蝇，吐之为快”的性格，让其受到其他在朝官员的排斥。

  因此，尽管苏轼用心入世，很多时候却是无能为力，不是遭受贬谪，就是走在被贬谪的路上。

  熙宁七年，苏轼38岁，他第一次到杭州任职。当他知道弟弟在济南上任后，为方便见面，马上上书请求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获得朝廷批准后，他赶往密州。

  途中，孤馆青灯相伴，耳闻野店鸡号，不禁回想起当年与弟弟在京城赶考的往事，对照凄惨现实，有感而发，执笔写就一首《沁园春》，其中写道：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算是苏轼的自我安慰，也是与弟弟共勉。他说，我们有妙笔文思在手，有万卷诗书在胸，要想辅助君主治国平天下，并非难事。

  只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活着，一切才有可能。

  四十不惑，男人一生当中的最盛阶段，仕途上颇为不顺，贤内助王弗离开他已有十个年头。回首往事种种，怎能不让他“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一个“闲”字，既有对官场碰壁的无奈，也是对现实无奈的不在意，与失意面前不改生活志趣的持守。

  继而，苏轼到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元丰三年，44岁的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入狱，最终死里逃生，被贬黄州。

  网上流行一句话：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苏轼便是如此。

  到了黄州，他躬耕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在黄州，苏轼带领家人建雪堂、开挖鱼塘、筑建水坝，与这里的乡邻打成一片。

  为改善家人伙食，他还因地制材，研究发明了东坡肉、东坡羹这些苏记佳肴。

  日子艰辛，物质匮乏，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苏轼照样将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活色生香。

  白日劳碌，夜晚他便享受一个人的明月清风。彼时的苏轼，或许更接近真实的自我。

  有一年，某个秋夜，他正准备脱衣睡觉，看见月色正好，兴之所至，出门散起步来。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又去附近的承天寺寻友人张怀民，然后两人一起在庭院里、在月色下散步。情之所至，他写下一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不足百字，我认为它是古代文坛上最美最干净的小品文。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的那个夜晚，之所以从苏轼人一生当中成千上万个夜晚当中里凸显，多年后仍能从他记忆中跳脱出来，并非当时寻常时空的晴朗月色，而是因为有他这样的闲人，更有张怀民那样的志同道合者。

  闲情逸致已属难得，能在人生低潮时，以闲心意趣去领略自然大美，更是可贵。那份美，便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也是诗意的处世美学。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经常在酒醉饭饱后，登上临皋亭，赏着白云左绕、江水右回、峦壑岔入的景致，自觉自在。

  对此，他给友人写信时说道：“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悠闲的生活始终需要一个怡静的内心，乐天旷达的观念和尽情欣赏大自然的胸怀。这种淡然，鲜有人及。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读书人，苏轼始终怀有兼济天下的用世之心。所以，他并非执着于归隐山林，在看到希望时，他并不放弃。

  谪居黄州四年结束，先后在常州、登州、京师任职。随着宋朝新旧法之间的党争，苏轼也不断地在官海里沉浮起落。

  元祐元年，苏轼已近知命之年，他迎来仕途中短暂的好运——倾向旧法的宋哲宗继位后，苏轼被召还朝，官职升至翰林学士。

  如今，苏轼再次得势，他的盛名与所获得的广大崇敬，自然引起政敌的怨恨。他们开始群起攻之，试图故伎重演，再次以乌台诗案那样的套路将苏轼置于死地。诬陷未果，官场的倾轧与斗争，却让苏轼深感厌倦。文由心生，他写了一首《行香子.述怀》：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能将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进行调和，正因为这份调和，让他在仕途失意的时候并不落空——他可以回归诗意的精神家园。

  这种调和，并非单调的消极，而是“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超然物外，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宠辱不惊。

  归园田居，作个闲人，可以说，是苏轼一生的愿景。

  所以行至晚年，才有那么两句诗，用来自嘲地概括人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青年丧妻，中年丧子，仕途总是不顺。在这些不同打击下，自然抚慰着他内心创伤，让他在此江南名胜久坐，徐行，悟彼良自咍。

  关于做人的境界，有两句话，我觉得用在苏东坡身上恰如其分：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