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河——怀念恩师常文昌先生

兰州大学2007届硕士 周显波

常文昌先生送我的词典和部分中文图书（周显波摄）

2021年10月22日晚，我出差在天津，刚在酒店落脚，就接到了冯欣老师的微信，手机上的字没来得及细读，一个哭泣的表情符号在屏幕上面显得格外刺眼，把文字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确认了消息：我的硕士导师常文昌先生于当晚在上海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因为疫情原因，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在北方感受深秋了，当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置身在北方辽阔的天空之下，往事历历在目，先生的音容笑貌也瞬间浮现上来。

我是2005级硕士里和先生接触比较多的。

2005年3月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兰州大学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这是我第一次到西北，坐了两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由西安中转到达兰州。人生地不熟，我在兰州大学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当时还停留在互联网1.0时代的尾声，信息技术远不如今天发达，我不知道复试，特别是外语口试的形式和规则是什么，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到，这是我心里焦虑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外语口试相关信息难以问到，在于我考试的公共外语语种是小语种——俄语——学的人少，学俄语考研的人更少之又少。经过了笔试，终于捱到了外语口试的时间，当我来到考试教室的时候，已经有两位考研的学生和一位考博的同学坐在那里。随后，门开了，一位西装革履、特别清瘦的老师拿着几张A4纸走了进来，轻轻地落坐在我正对面，我当时刚出校门不久没什么经验，加之特别紧张所以看不出这位老师的年龄，只是觉得他不像考官，倒好像是专门来疏导我们考生心理的朋友。考官面带微笑，声音很轻，不做自我介绍，也不着急考试，先是安慰我们四个考生不要紧张，然后让我们逐一作了自我介绍。这样一轮下来，我们几个学生都放松了不少。至于当天我的人生第一次外语口试的考试内容现在已经全部忘掉，但当时轻松的考试气氛一直储存在我的记忆里。当考试结束宣读分数后，大家满意的表情还挂在脸上的时候，同为考生的辛明霞小声地说，这个考官好像是常文昌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常先生，所以记忆里的常先生一直是微笑着，不论是说中文还是讲俄语声音都是轻轻的，除了普通话有一点口音外，和我印象中的西北汉子完全不一样。

研究生复试的重头戏是面试，面试的形式是每位同学走进考场随机抽取考题，两个题目中任选一个来回答。走进考场，几位老师背对着阳光而坐，考生直面老师，也直面下午兰州橙黄色的太阳。我依然紧张兮兮，低头抽取了题目，选了自己相对有心得的那一个，开口语音颤抖，当我抬起头看到面前竟然是昨天那位清瘦的外语口试考官常先生，他依旧是面带微笑，好像在鼓励我，好像还是像面试那样嘱咐说：别紧张！这次面试的过程我太紧张了，时至今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常先生的微笑。记得我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先生和其他两位考官（后来我知道是赵学勇教授和武文教授）说，这个学生是东北的，不知道哪位老师还感叹，真够远的哈。

这是我和老师的第二次见面。

2005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硕士研究生录取结果在一分部逸夫楼公示，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我顺利“上岸”了。欣喜之余还是忐忑，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我，一方面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录取了，而且录取在常先生门下，另一方面，“上岸”之后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毕竟我远在东北，联系多有不便。因此我辗转问到了先生的电话，当天晚上冒昧给先生拨通了电话，话筒里传来的依然是温和的声音——先生竟然记得我！老师也同意了我登门拜访的请求。当晚，我买了一束鲜花来到了一分部家属区先生的家里，生活里的先生依然是对我鼓励多多，列了参考书目，临别时还赠了我一本他的专著《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可惜我当时没有请先生在书上题字，深深遗憾！

当年9月入学后，在衡山堂的教室里，先生给我们上课，依然身着西装，非常儒雅，他手拿讲稿站在讲台之后，一讲就是一个下午。因为我从初中起就一直学俄语，所以有幸参与了先生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负责东干文学的俄文资料的翻译与研究，老师把李福清几种俄文专著和东干语词典拿给我学习，又因为我对东干文化一无所知，所以赠了我《东干形成发展史》《东干文化研究》等，为了我翻译方便，老师还专门送我一本厚厚的《便携俄汉词典》。这些书、词典和资料一直被我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不论我后来因为工作和求学走南闯北到了什么地方。正是因为先生给我的机会，我才得以初步了解东干文化、东干文学，通过尝试以一个初学者的水平翻译俄文资料，也通过和老师的交流初步了解了何为学术以及做学问的方法。可以说，在先生这里我受益匪浅。先生2005年底赴中亚负责建设当地的孔子学院，因为两国电脑系统、网络等种种原因，和老师联络多有不便，也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的东干文化研究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2009年，我已经在东北的一所高校任教，有一天，先生从我同门叶非那里问到我的电话，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又再次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之所以我和老师联络较少，原因全在于我自己——就是我没有把东干文化研究坚持做下去，非常羞愧。但先生一点没有责备愚钝鲁莽的我，依然还是鼓励我，安慰我，正因为此，在电话的这一边，我已经热泪盈眶了。通话持续了很久，在临近尾声的时候，老师很不经意地提起：国家社科基金已经结题了，因为你对团队的贡献，所以结题证书里有你的名字，过几天师兄杨建军老师会联系你，你把地址告诉他，由他给你寄结题证书复印件和著作。

我的眼泪瞬间掉下来了，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中途做逃兵而责怪我，而竟然因为我做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工作，还把我列入到研究团队之中，我能有一位这样宽容的老师是多么多么幸运和幸福！国家社科基金证书和厚重的《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中亚东干文学论纲》，这凝聚了先生的研究心血，但老师不知道的是，这些成果之于我，绝不止是学术上的启发，它还教我怎样做一名好老师。

毕业后我再未去过兰州，和先生联系就是通过电话，我考博、读博等都曾打电话打扰过先生，每一次他都是用沉静、舒缓的声音为我耐心解答，当然，更多地是鼓励。直到2017年8月11日的甘肃宁县，我才在同学巴陇锋的作品研讨会上和老师再次相遇，此时距离我们师生上一次的见面已经过了12年！老师依然清瘦，的确上了年纪，满头白发，精神还好，但身体不如从前。记得上学时的早晨我还经常能在一分部的老操场上遇到跑步的先生，而当这一次再见老师时，他的步履、讲话底气都已经与我记忆中的他差别不小。甘肃宁县的那几天，除了和老师相聚、散步、聊天，我也再次见识到先生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的学术严谨，哪怕是面对自己学生的作品研讨会上，他也依然在爱护文坛后辈时，有坚持自己学问的一面。而在与学生私下交流时，先生依然儒雅绅士，总是记得每位同学的优点，听先生的话用如沐春风这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这几年，我在广东为了自己的生活忙忙碌碌，也碌碌无为，加之2020年以来的疫情，一直没有机会去沪探望先生，实在没想到2017年宁县一别，竟成了我们师生的永别。

再没有机会聆听老师的教诲了。回看我的生活，我人生的路正是因为与先生相遇而改变，对我的选择，老师自始至终都是宽容的，鼓励的，也是及时点拨的。先生就像一条温暖的大河，推着我前行，我想我能遇到先生，是幸运的，是先生最初引领我走向学术之路——尽管因为我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我取得的成绩还非常不够。也因为先生，遇到了冯欣老师，遇到叶非、姜贵珍等同门，虽然常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我在兰大遇到的好老师，我的好同门还会继续过好人生，这也是先生的希望看到的。

愿先生一路走好！

写于2021年10月24日-25日天津、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