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习第215篇《小雅 桑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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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215篇《小雅 桑扈 》
原文阅读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
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
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
不戢不难，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彼交匪敖，万福来求。
译文参考
青雀叫得悦耳动听，羽毛光洁色彩分明。大人君子各位快乐，受天保佑得享福荫。
可爱的青雀真灵巧，颈间的羽色好美妙。衮衮诸公同欢共乐，保卫家国要把你们依靠。
作为国家的屏障和支柱，诸侯都把你们当成言行的法度。克制自己遵守必要的礼节，就能享受不尽的洪福。
在弯弯的牛角杯中，酌满的美酒色清香浓。贤者交往从不倨傲，万福来聚天下从风。
字词注释
（1）桑扈（hù）：鸟名，即青雀。
（2）交交：鸟鸣声。
（3）莺：有文采的样子。羽毛有文采，喻诸侯有才华。
（4）君子：此指群臣。
（5）胥（xū）：语助词。
（6）祜（hù）：福禄。
（7）领：鸟颈。此句言颈羽之美。
（8）万邦：各诸侯国。
（9）屏：屏障，起护卫作用，喻重臣。
（10）之：是。
（11）翰：“干”的假借，支柱。
（12）百辟：各国诸侯。
（13）宪：法度。
（14）不：语助词，下同。
（15）戢（jí）：克制。
（16）难（nuó）：通“傩”，行有节度。
（17）那（nuó）：多。
（18）兕（sì）觥（gōng）：牛角酒杯。
（19）觩（qiú）：弯曲的样子。
（20）旨酒：美酒。
（21）思：语助词。
（22）柔：指酒性温和。
（23）彼：指贤者。
（24）交：“儌（jiǎo）”的假借。
（25）匪敖：不傲慢。敖，通“傲”，倨傲，傲慢。
（26）求：同“逑”。聚集。
诗歌赏析
与《小雅》中的多数作品都被指为刺诗一样，这首诗也被《毛诗序》认为是“刺幽王”之作。孔颖达疏据毛序郑笺说：“以其时君臣上下升降举动皆无先王礼法威仪之文焉，故陈当有礼文以刺之。”但从诗的本身来看，似乎仅为周王会宴诸侯时助兴的一首乐歌，而与讽刺无关。
乐歌的首两章均以“交交桑扈”起兴，这是《诗经》作品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作用在于以一种浅近的自然物象，引出全诗所要记叙的事件或抒发的感情。在起兴的物象和表达的内容之间尽管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联系，但两者往往会在某一方面具有内在的通融性，从而使人在不可言传中获得联想和意会的妙趣。如这首诗起兴中欢然鸣叫的青雀，光彩明亮的羽毛，就为以下陈述宴饮营造了一种明快欢乐的气氛，仿佛自然界的青雀与宴饮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心理感应。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生动性。
从内容来看，这首助兴的劝饮乐歌还有点政治色彩。它上来便指出君子的快乐，是来自上天所赐的福禄；接着又强调君子也就是与会诸侯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前两章的述写在先扬中已暗伏后抑的因素，所以后两章即在此基础上向与饮者提出“不戢不难”和“彼交匪敖”的要求。应该说这种劝说是很尖锐也很严厉的，但由于前面“之屏之翰，百辟为宪”的铺垫，和后面“万福来求”的激励，使之显得从容不迫、合情合理，所以也就更具有理性和感情的说服力。
另外，“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两句的表面作用显然是点出饮酒，在全诗中立一基点，我们也据以认为它是周王宴饮诸侯时所奏的乐歌；但在第四章的前面，它的特殊地位又对以下的“匪敖”，起着一种隐喻的显示。它似乎是在告诉人们：正和性柔能使酒美一样，人不傲才能福禄不断。这种隐喻是很有深意的。
《桑扈》学习的反思探讨
鸟儿作为审美对象
《诗经》中有许多的鸟儿，常描写的鸟儿有鸿雁、仓庚等。如《小雅·鸿雁》中写道“鸿雁于飞，肃肃其羽”“鸿雁于飞，集于中泽”“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从鸿雁振翅飞翔，到鸿雁飞至泽中，再到鸿雁嗷嗷地哀鸣，写出了鸿雁的几种典型的神态。
《小雅·沔水》将汤汤的流水作为疾飞的隼的背景，描绘出一幅水天相接处，鸟儿奋飞的图画。然而令人心情不能随鸟儿的高飞畅游的是，这疾驰的鹰隼，并没有义无反顾地翱翔于天空，而是“载飞载止”“载飞载扬”，在忽飞忽止之间，形成了鸟儿飞行的节奏感，同时也形成了诗的节奏，而这外在的节奏却来自于诗人内心的郁结和忧郁。在这里鸟儿的飞翔既是诗背景，又是诗人心境的外在写照。
《小雅·桑扈》写了青雀交交的鸣叫声，写了鸟儿身上的羽毛和颈上的美丽花纹。《豳风·东山》中“仓庚于飞，熠耀其羽”，将仓庚飞翔时，毛色的光亮鲜明作为描写的对象。《大雅·凫鹥》以野鸭和鸥鸟起兴，写它们在泾水里嬉戏，在沙滩上晒太阳，在水中小洲上，在两水相会处，在水边等各种不同的神态。《周颂·振鹭》也将群飞的白鹭作为歌咏的对象。
《诗》中还细致地写了鸟的鸣叫，如雎鸠之“关关”、仓庚之“喈喈”、鸣雁之“雝”、鹤鸣于九皋；写了鸟的动作，如“鹑之奔奔，鹊之强强”、“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鸳鸯在梁，戢其左翼”、“鸿雁于飞，肃肃其羽”、“鴥彼晨风，郁彼北林”、“弁彼鸒斯，归飞提提”；写了鸟的色彩，“交交桑扈，有莺其羽”、“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写了鸟的活动地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有鹙在梁，有鹤在林”、“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绵蛮黄鸟，止于丘阿”；写了鸟的特性，“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于嗟鸠兮，无食桑葚”、“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另外，还写了有关鸟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及鸟与时节的关系，“七月鸣鵙”，等等。
可见，在周人的眼中鸟儿的存在是何等重要，鸟儿有着能与人的情感相通的灵性，因为鸟儿的点缀，整部《诗经》也具有了令人感动的灵性。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垂陇之会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诗经》中蕴含着宝贵的政治纲领，又是必要的外交辞令，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语言，那么一旦在诗句上犯了错误，那也就不仅仅是文字错误而是政治错误了。
所谓“诗言志”，在那个时候重要的还不是指创作诗歌来表达心志，而是指引用通行的诗歌来表达心志。正因为诗歌是现成的、固定的、通行的，才恰如其分地充当了贵族圈子里的交际用语的角色。
所以，“诗言志”重要的是赋诗应当得体。而所谓得体，一是要符合礼仪的规定，不可以放纵，要有节制；二是要以诗歌内容恰当地展现自己——不是展现才华，而是展现心志，需要的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小心。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一则国宴赋诗的故事：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kuàng），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zǐ）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xí）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fēi）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rěn）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郑简公在垂陇这个地方设宴招待赵孟。赵孟是晋国执政大臣，而晋国又是诸侯盟主，是郑国不敢不依附的强国。所以郑简公对赵孟的招待规格很高，非但自己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亲自接待，郑国最重要的七大贵族也一同作陪。赵孟感到相当荣幸，于是请求七大贵族各自赋诗，也好使自己可以借诗歌“以观七子之志”。
在垂陇之会上，郑国七大贵族向赵孟一一赋诗。先是子展赋《草虫》：“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螽（zhōng）。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没有见到君子的时候，我忧心忡忡，等见到君子了，我的心这才平静下来，喜悦起来。
在垂陇之会这个特殊的外交场合里，“未见君子”之忧很容易会被理解成子展对郑国国事的忧心：郑国必须仰赖晋国才能生存下去，而在见到赵孟这位“君子”之前，子展对赵孟的人格修养与外交倾向并不十分确定，不清楚赵孟会给郑国带来怎样的命运，所以“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但当他见到赵孟之后，这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至少他是这样期待赵孟的。所以，子展的赋诗不仅合乎身份、场合，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外交策略，是以仰慕式的口吻，妥帖而合礼地把赵孟捧到了一个不方便走下来的高位上。赵孟的答复也很巧妙得体：“讲得真好啊，您不愧是国民之主，可惜我还配不上您的诗句。”——既称赞了对方，又给自己留足余地；似乎表明了态度，却让人抓不到实据，这也是典型外交辞令的风格。
接下来赋诗的是伯有，赋《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
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这首《鹑之奔奔》，毛诗和三家诗都认为是卫国人讽刺卫宣公或宣公夫人而作的。卫宣公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淫乱之君，不但把儿媳妇变成了夫人，还安排强盗劫杀自己的嫡长子，而宣公夫人夷姜和宣公的庶长子私通，居然还生下了孩子。春秋时代的宫闱丑闻以此为最，被人们写诗讥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郑国大臣，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上赋诗言志，前边又有子展赋《草虫》开了一个好头，伯有却偏偏赋了这样一首诗，实在让人想不通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这也给赵孟出了一个难题：出于礼节，必须给伯有一个评价性的回应，但这话究竟应该怎么说呢？
赵孟的答复居然相当直接，没给伯有留面子：“床笫（zǐ）之间的话连家门都不该出，何况在野外呢。这不应该是让别国的外交官听到的话。”赵孟知道《鹑之奔奔》这首诗是讥刺淫行的，那么在当下这个场合，你伯有究竟在讥刺谁呢？是对我赵孟有所不满，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图呢？
是的，伯有应该是另有所指。所谓“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几乎可以算是最露骨的暗示了：“那个品德败坏的人凭什么做我的君长呢？”恐怕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郑简公，伯有的意图也几乎可以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那么，他之所以当众赋出这首诗来，如果不是过于懵懂无知且不学无术的话，显然就是在向郑简公以及同僚们公然施压，并且颇有自信地希望得到赵孟的支持。
对伯有的诗，赵孟的表态很有分寸，也很有技巧。他虽然直接传递了“不以为然”的意思，但抓住的偏偏只是诗中的次要之处；他似乎完全没听懂“人之无良，我以为君”的僭越意味，而只是批评伯有将床笫之言宣之于外是很不得体的做法。言下之意是：你所想的事情是你们郑国的内政，应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不该让我这个外国人为难。
接下来，在伯有之后，子西赋《黍苗》第四章，把尴尬的气氛扭转了回来：
肃肃谢功，召（shào）伯营之。
烈烈征师，召（shào）伯成之。
这几句诗是歌颂周朝开国贤人召（shào）公的，当初召公与周公一起辅佐年少的周成王，施行封建诸侯的礼制，奠定周朝数百年基业。所以这几句诗很容易使人想到：当下的晋国成为诸侯霸主，像当年的召公一样辅佐王室，统摄诸侯，而当下的郑国能够在险恶的国际环境里幸存下来，特别要仰赖晋国的营建成邑的壮举，正如周朝初年谢邑的营建仰赖于召公一样。子西以《黍苗》一诗向赵孟表达了仰赖与感激，赵孟谦逊而得体地回复说：“对贵国的帮助都是我们国君的功劳，我自己并没有做什么。”
接下来是子产，这位孔子最佩服的政治家赋诗《隰桑》：
隰桑有阿（ē），其叶有难（nuó）。
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涵义简单而直接，相当于对赵孟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而对这样似乎过于泛泛的客套之辞，赵孟的回答是：“我请求接受您这首诗的最末一章。”《隰桑》的最末一章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意思是说：既然心里爱着这个人，为什么不对他讲出来呢？推想赵孟的言下之意，是希望子产不要只讲些泛泛的客套之辞，而是应该认真地对自己有所告诫。——当然，这也许仅仅是外交辞令上的必要的废话，但外交的特色就是这样，总是要以连篇累牍的必要的废话来小心翼翼地传达感情、维系秩序的。
接下来，是子大（tài）叔赋诗，赋《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ráng）瀼。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是一首标准的情歌，描写诗人偶遇了一位美女，为她动心，想要和她永结欢好。
以情歌来表达政治隐喻，这是中国诗歌一以贯之的传统。子大叔大约是第一次和赵孟见面，所以将赵孟比作邂逅相遇的美女，一番示好，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既希望彼此之间永结欢好，当然也暗示着希望郑国和晋国永缔良缘。赵孟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兼顾了字面义和引申义：“这是您赐予的恩惠。”
依次，印段赋《蟋蟀》。这是《诗经·唐风》里的一首：
蟋蟀在堂，岁聿（yù）其莫（mù）。
今我不乐（lè），日月其除（zhù）。
无已大（tài）康，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
今我不乐，日月其迈。
无已大康，职思其外。
好乐无荒，良士蹶蹶（guì）。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
今我不乐，日月其慆（tāo）。
无以大康。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传统诗歌里感叹时光流逝的作品数不胜数，《蟋蟀》的作者理性得异乎寻常，流年似水让他得出的感悟是：及时行乐当然是很必要的，否则就会辜负这大好光阴，但行乐千万不能过分，还是要时常记挂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连分外的事情也要操心一些才对，因为一位称职的贵族总应该有个勤勉的样子，不可以有任何懈怠。
不过，在公元前546年的垂陇之会上，赋诗的印段和听诗的赵孟绝对不会将“及时行乐”当做《蟋蟀》一诗的宗旨。就印段和赵孟所理解的诗意，《蟋蟀》诗句里的训诫意味远远多于审美意味。诗歌虽然分为三章，每章表达的却都是同样的意思。这是典型的民歌手法，只是换上了贵族的内容而已。赵孟因其诗而观其人，回答说：“真好啊，您真是一位能够长保家族的族长，我对您寄予厚望。”
依次，公孙段赋《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
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
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
不戢不难（nuó），受福不那（nuó）。
兕觥（sìgōng）其觩（qiú），旨酒思柔。
彼交匪（fēi）敖（ào），万福来求。
这首诗大约是贵族们在国宴上的祝酒辞，既有老生常谈的吉祥话，也有温和适度的告诫语。赵孟抓住诗的最后两句来做回应说：“如果一个人做到诗中所说的‘既不求侥幸也不骄傲’的话，福分还会跑到别处吗？只要以这句诗作为准则，福禄就算想推辞也推辞不掉啊。”
宴会结束之后，赵孟和本国大夫叔向开始对那几位郑国贵族评头论足，外交话语至此转入私人话语。宴会上给赵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伯有，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赵孟对叔向说：“看来伯有难逃被杀的命运啊。诗是用来表明心志的，伯有对自己的国君心怀不满，通过诗歌把这种不满公之于众，甚至以此来取悦宾客。对于这种人来说，逃亡出境已经算是最侥幸的结局了。”叔向很赞同赵孟的判断，说道：“伯有确实太过分了，老话所谓‘到不了五年’说的就是他这种人。”
赵孟继续点评其他人说：“其他几位大夫都是福泽绵长的人，家族的地位再传几代也不会动摇。子展的家族应该是最后才会灭亡的，因为子展虽然身居高位却不忘记贬抑自己。印段的家族应该是倒数第二个灭亡的，因为印段享乐而不放纵。享乐是安定人民的必要手段，但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行。印段能够做到这点，他的家族能够比其他家族绵延得更长久，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通过这只言片语就来判断一个人，乃至其整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这在我们看来简单得近乎幼稚，但这种看法一直绵延在中国诗歌史上，诗歌在古人心中一直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当时在伯有赋诗的时候，赵孟虽然拂了他的面子，但毕竟碍于场合、身份，说话还是有所保留的。此刻宴会已散，身边只有自己的同僚，这才开始直言无忌地品评得失。在那首《鹑之奔奔》里，“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是赤裸裸的诋毁、谩骂，语义明确。当着外国大臣的面，在本国国君与若干大臣在场的情况下，毫不隐晦地批评本国国君品行不端，在外交场合上恐怕不会有比这更加失礼的事情了。
在垂陇之会的三年之后，《春秋》有记载说：“郑国的伯有逃亡到许国，又从许国回到郑国，被郑国人所杀。”事情的前因后果，在《左传·襄公三十年》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的郑国，伯有与子皙争权夺利，互不相让。伯有嗜酒，专门修建了一处地下室以供长夜之饮，连天亮了也不知道，完全不把国事放在心上，他那骄奢淫逸、目中无人的行事作风也在郑国群臣心里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子皙终于忍无可忍，带着家族甲士攻打伯有，烧了伯有的房子。伯有先是逃到许国，随即带人潜入郑国都城，最后战斗失利，被杀死在卖羊的街市上。伯有死后，春秋历史上的著名贤臣子产主持郑国的国政，郑国总算乱后有治，过上了一段太平安定的日子。
一个人赋出什么诗句，可以说明这个人的心志如何，因而也就可以说明这个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并且，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命运。“诗”与“命运”就这样具有了神秘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在《左传》里再一次地得到验证。
参考资料
《先秦文艺思想史》，李春青 主编；李山；过常宝；刘绍瑾 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
《诗祸》，得到课程“熊逸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