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峰恋 @牛放
文学的峰峦
@ 牛 放
文学在不同的人心里有不同的形象，这与阅历、认知、情操、学养都有关联。有的人文学是他的信仰，有的人文学是他的衣裳，有的人文学是他的游戏…… 但文学于汪贵沿先生则是峰峦，是一生都放不下，一生都热爱着，一生都要攀爬的峰峦。他的趣味在于一路的风景，而攀爬本身则让他体健、目明，认识了自然的造化与神妙。
如果论职业身份，贵沿先生是商人，而且是在若干企业经商多年的资深商人。这样的身份若是在中国古代，就很尴尬。因为中国古人轻商的思想很固执，他们认为文学的圣洁高度和文人的清高傲骨，商人是无法逾越重利轻义的栅栏而抵达的。所以古代商人并不试图去做一个文人，最多也就做个儒商即止。今天的中国社会则不然，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个商人摒弃了铜味而亲近文学，正如一个官员放弃了腐败而崇尚文化一样，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他们是有资格说“钱财如粪土”的人，他们给自己灵魂的台基安放上文学或文化的舍利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精神贵族的圣徒，汪贵沿先生就是这贵族部落的重要成员。
贵沿先生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涉猎散文、诗歌、小说、散文诗等诸多文体，先后在《诗刊》、《四川日报》、《星星诗刊》、等许多重要刊物发表作品。他文笔矫健，颇见功力。贵沿先生的注意力落点在中国农耕文明的诸多领域，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哲学和宗教境界。如：散文诗《弹棉絮的汉子》、《走，我们去郊外》；诗歌《听月》、《古镇》；散文随笔《坝坝电影》、《回龙街的“张编花”》；小小说《神树》、《凡人不凡》等等，从这些标题我们隐约可以看见贵沿先生的精神流向。
这里，我可能仍然没有阐述清楚汪贵沿先生作为商人依然执著于文学创作的精神品质，那么我还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和出版这本书的心理倾向来说说这个问题吧。
统观贵沿先生的作品，诗歌品质最高。关于这一点，他选编《汪贵沿作品选》这本书中各种文体所占比例大小和他过去发表诗歌作品进入报刊级次的情形很说明问题，当然通过我们阅读才是最终作出这个判断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我相信读者诸君阅读本书后会赞成我的观点。
贵沿先生的诗歌品质最高这一点，说明贵沿先生的骨子里还是诗人，而诗人是最率性最本真的。这似乎与一个商人唯利是图的禀性无关。我绝不是看不起商人，但诗人一定不会去计算得失，这是千真万确的。“一圈年轮总要滚出八月的相思\这个季节我们选择石凳石桌的古院\拂袖举杯学着仙人拈须的潇洒\点燃思绪在指间长出藤蔓\我们的眼里和杯里便结出无数朗月\\”（《读月》）诗人的心思和胸怀是如此的广大与浪漫；“想你是因为爱你的火焰已燃烧我思念的日子\想你是因为世上有很多人我却想你一人\想你是因为见到你我就会迷失我自己\\”（《想你是我真的很想你了》）直切了当地表达，直抒胸意的爱情直白，这是人性还原为童年般的本真纯净才会有的诗意倾诉；“杯中的水已不为水\杯中的水沸腾过\宁静得无法复活\\”（《茶楼》）这种思考极具穿透力，诗歌语言弹性很大，于平淡中陡起波澜，可谓大家笔触。在诗人的诗中，“爱”浸泡着每一个字符，“情”像逢春的花朵恣意开放。特别是写已故作家三毛和“5·12”汶川大地震的诗作，关切之情，关爱之心，对生命的痛惜，对母爱的颂扬，竟是如此美好。你绝不会从这些真实的情感中感觉到丝毫的不洁，感觉到这是一个资深商人的作品。
另一个因素是关于这本集子文体的混杂。曾经我表达过一个观点，那就是“大凡出版作品集，都会考虑出版后的影响问题，诸如文学评论、作品获奖等等”。这本集子以多种文学体裁结集，势必造成评论的尴尬和获奖的难度，这无疑是对功利性的蔑视。他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出版过四部专著，个中道理他不会不懂。但作为诗人、作家的汪贵沿先生，他居然犯了这个忌，究其原因，答案只有一个：他故意为之，他出书不是为了追求名利。或许像我的一个朋友说的那样：集子是给自己写作的一个交待，书出来后主要送给朋友们“指手画脚”，其他的没兴趣。或者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一生追求的信念是体味生命的过程”，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答案。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汪贵沿先生保留了一颗诗人的真诚，一个作家的良心；说明我们对于商人与文学关系的定位有误，抑或汪贵沿是个个案，不在此列。同时也说明文学与功利的博弈，文学占了上风。
我想，我费了很大的劲，现在似乎把汪贵沿先生为何是“人类精神贵族的圣徒”说清楚了。
贵沿先生说自己“当文人灵性不够，当商人狼性不足”，而他穷其一生的追求是“体味生命的过程”，这就是了，这就注定文学于他是一路的风景，他的文学人生则是行走，是攀爬峰峦。他拥有这样的心性，我为此相信他的人生是五彩斑斓的，他的文学创作也必然具有同等的高度。
2011年8月31日写于成都东郊
文学的峰恋 @牛放
（本文撰稿人牛放，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四川作协主席团委员、《四川文学》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