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著名影帝的逝世：流浪的哀歌，何处是吾家？
Nazif Mujic的去世，揭示了艺术的失效和制度的无用。对于那些仍在飘零中的罗姆人而言，流浪的哀歌唱尽，家园皆幻影。
柏林影展刚刚结束。我一直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和色调，柏林是灰色的。
今年的柏林，传回来最多的消息是关于胡波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浓得散不去的荒凉。但他某种程度上拥有了上帝最后的怜悯，像胡波母亲说的：“我既痛苦，又激动。痛苦是因为《大象》夺走了我儿子的生命，激动是因为《大象》在柏林电影节上映了。”
《大象席地而坐》海报
Nazif Mujic（纳兹夫·穆吉奇）曾经得到过来自柏林灿烂的青睐，却最终没能走完漫漫重归路。
“昨天我们还在一起，他看起来还不错，然后今天早上就有人告诉我他死了。”他的兄弟Suljo Mujic说。“他对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很担忧。在今年一月，他尝试回到德国，但是无功而返。”
柏林电影节也在官网发布消息，表示“深深的遗憾”。
Nazif Mujic在2013年凭借电影《一个拾铁者的渺生一页》（An Episode in the Life of an Iron Picker; Epizoda u zivotu beraca zeljeza; Epizoda v zivljenju zbiralca zeleza）拿到柏林影帝，这部电影是波黑导演Danis Tanovic为伪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的Nazif Mujic的生活，也同时拿到了评审团大奖。拿奖之后，Nazif Mujic在家乡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那也成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高光时刻，这份成功也并没有转化成财富，随后很快，Nazif Mujic的生活又再度陷入了贫穷。
《渺生一页》海报
“首先我卖掉了一部旧车，然后是一些个人用品，最后轮到了我的银熊奖杯。”Nazif Mujic说，“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但是我的孩子几乎三天没有吃饭了。”
当时Mujic作为一名拾铁者，他艰难的抚养着自己的家庭，包括三个孩子，每天的收入大约等于3.5欧。他因为患有慢性糖尿病，需要长期依靠药物维持。卖掉银熊几乎是他的唯一选择，给他带来了5000刀的收入。
他用这笔钱中的一点点买了一张去往柏林的公共汽车票，想要重回柏林。但这张依然在有效期的票，却永远无法带他回归柏林了。
《渺生一页》剧照
Nazif Mujic是波斯尼亚罗姆人，早在2014年，他就向德国提出经济避难的请求，希望能够让他和他的家人脱离绝望的境地，但是被驳回。Nazif Mujic之后也尝试向电影节求助，但是都毫无所获，而这几乎是他能想到的最后办法了。
柏林影帝是Nazif Mujic身上唯一闪亮的标签，他因此为人所知却也因此更加绝望。如果你现在搜索他的名字，几乎只有他当年获奖的新闻和如今离世的消息，这个人的真实生活在新闻中被抹去，只留下一个单薄模糊的形象。
而他就是所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罗姆人的代表。
罗姆人，是起源于印度北部的流浪民族，很多外族称其为“吉普赛人”，因为他们们起初被当作为埃及人，但是由于“吉普赛人”的称呼是对罗姆人的误解和歧视，罗姆人自己选择“罗姆人”这个称呼。（关于罗姆人的名称直到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不管是老式的Romany还是现在常用的Romani，都和指代罗马尼亚人的Romanian太过相近，甚至在某一些语言中是相同的。而使用Rromani，两个R重叠的拼写又显得有点不顺畅而且在一些语言中不容易发音。）说起他们，很多人就会想起穿着飘扬的花裙子自由快乐的姑娘们，想起他们拿着水晶球和纸牌占卜，想起他们拥有的音乐天赋，但是其实，四处流浪的罗姆人饱受苦难。
1979年，联合国宣布罗姆人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如今大约有2000万罗姆人过着流浪生活，其中有1000万左右罗姆人生活在欧洲，在东欧最为密集，但是始终没能获得该有的公民权利，挣扎在社会的边缘。Nazif Mujic所在的波斯尼亚生活着大概75000罗姆人，就业率仅有5%（作为对比，美国2016年以来失业率就保持在5%以下）。在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之后，大约200万罗姆人因为得到自由往来欧盟国家的资格，大量罗姆人涌入他国。但是罗姆人传统上不从事生产，文化程度也不高，开着大篷车穿梭在欧洲乡间；他们也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主流社会存在长期隔阂，始终被认为是“旅居者”；他们也收到一些就业限制，因为大量从事着一些灰色职业。这种动荡就为许多接收国带去了麻烦。
2009年到2010年，法国实行了罗姆人遣返政策，在三个月内驱逐非法国籍的罗姆人，辆辆大篷车返回罗马尼亚。意大利决定夷平数百个罗姆人的聚居地，导致无数流浪罗姆人无家可归。德国政府要求遣返科索沃难民，其中大部分是在科索沃当地遭受歧视的罗姆人。在科索沃的罗姆人被迫居住在一个肮脏的联合国难民营中，而这个难民营确实建立在一个废弃毒品填埋场上的，罗姆人的孩子因此遭受到了长达10几年的毒害。而丹麦，瑞典也出现了对罗姆人的驱逐。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捷克等国都出现了严格管制罗姆人，要求罗姆人绝育，或者教育隔离等歧视事件。在欧洲大陆，罗姆人面对着遍地的荆棘和黑暗的前路。
这并不是罗姆人历史上的最低潮的时期，他们的大篷车和花裙摆在历史迁徙中遭受过远比如今更为惨烈的歧视，排挤甚至欺辱。在二战时，德国纳粹把罗姆人和犹太人列为“劣等民族”，在1942年发布政令逮捕罗姆人，大批罗姆人和犹太人一起被关进集中营，惨遭屠杀，大约50万到150万人因此死去。
很多时候，罗姆人都会被拿来和犹太人相比较。二战过后，犹太人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量补偿，但是罗姆人的遭遇却渐渐被历史车轮碾过，无人再提，他们也依然生活在社会边缘。他们都曾经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眼光，和他们旅居的社会格格不入。同为长期流浪的民族，在数百年当中如西西弗斯一般寻找梦中的故土。但是犹太人在苦难过后，依然铭记《圣经》在千年前关于以色列复国的预言，一心要“回锡安山去”。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不惜与阿拉伯人几次开战；复活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不让民族文化血液流尽。如今，“永远的流浪民族”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登上大卫王的土地，夺回“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抛开政治因素不谈，犹太复国仿佛一部现代神话。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
而罗姆人，流浪是他们的灵魂。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对故土的渴望，反而生活地自由浪漫，离经叛道。长期居无定所的日子和因此带来的贫穷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更让他们难以融入欧洲主流。罗姆人想要摆脱贫穷，想要脱离歧视，但是他们却日日重复着一样的生活，被广泛贴上“小偷”，“骗子“的标签。他们无法共融，没有联结，甚至，没有重量，在主流舆论中消失。
音乐是他们的天赋，他们所到之处都伴随着歌声。那么，艺术是他们的救赎吗？Nazif Mujic的故事在说，电影是枕上绣花，音乐是甜蜜糖霜，艺术是空中楼阁。Nazif Mujic虽然是演员，但他更像是突然闯入的外来者，银熊加身时，他几乎是纯粹受益者，但是艺术之于他，是刹那烟火，和去世时的几行新闻。胡波是创作者，电影产生时，他本应是掌控者，却成为了只能看着电影“而最终，没有一帧画面属于我，我也无法保护它。它被外力消解掉了”（胡波《牛虻》日记）的旁观者，艺术之于他，是刀刀凌迟，和去世时的几篇悼文。
Nazif Mujic几次向德国求助，那么，制度是他们的稻草吗？Nazif Mujic的故事在说，经济难民仍然充满难度，身为柏林影帝依然无法得到柏林的帮助。他们可能曾经拿到过容忍居留，但是最终还是重返家乡。在社会中饱受歧视，教育机会少，教育程度低，工作技能不突出，衣蔽体食果腹才是实际的要求。即便如今如此多人批判欧洲国家拿出大量资金救济难民，反而把自己国民的安全和经济需求放在次位，但是难民们的真实生活，却被控制中的文字模糊了面目，只剩下被建构的群体。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那些从炮火中逃出，想要寻找一个避难所的人们；那些旅居他处，回不到故乡的人们，他们唱出一首首流浪的哀歌。当哀歌唱尽，家园皆幻影。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推崇人类共同体，我们都在强调感同身受。但是更多时候，“投我以木桃”，不仅不会“报之以琼瑶”，甚至“报之以枪炮”。当其他民族在遭受苦难之时，我们甚至做不到隔岸观火，而是煽风点火。可是，是否想过，今天的他们，或许就是明天的我们？
注：文中罗姆人的图片来自丹麦摄影师乔金-埃斯基尔森拍摄的《罗姆人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