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网络图片】

                八

转眼间，三年的高中学业就结束了。那时实行的是一种高考预考制度，全县的一场预考，我就毕业回家了——羞愧的是自己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失去了。

当我驮着自己的被褥回到家以后，一直担心我大会严厉训斥的沉重心理负担，却消失了，因为我大虽然流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但是平缓的语气说出来却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过去的又能有几个人？人总不能吊死在一个歪脖子树上，毕业了就先在家呆几天，一边歇着一边帮你妈在家里干点啥，女娃家，还是那句老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说完话，我大就出门去了。

在家里，我就跟娘收早熟的黄豆，那六十天成熟的黄豆真是喜人，籽粒饱满、光滑圆溜，煞是喜人。

期间，我姨来过我家，问了我准备今后干啥。我说暂时没有考虑，过一段时间看看再说，如果我大让我复读，那我就想去县城的好学校里，再拼上一年；但是我自己没有复读的打算。

记得有一天晚饭时分，我大回家后，坐在客厅里的躺椅上，说：“蕊蕊，我不吃饭咧，跟何须表弟在镇上吃过了。”这个“蕊蕊”不是在叫我，而是指的是我娘，这是我们草堂县一带人家的传统习惯：男人结婚后，由一开始不习惯叫自己媳妇的名字，从拗口的“哎”一直叫到有了第一孩子后，就叫孩子的名字来代指媳妇。尤其是后边提到的我表叔何须，我大称为表弟的。就说明这句话是给我娘说的。

记得我那个叫何须的表叔，家在奶头山（后来由于名字不雅改成为圭峰山，民间也有叫尖山的）下的乌桑峪口东侧的村落，因乌桑峪的缘故，村名叫乌东村。何表叔是个能行人，在县城的文化界工作，能照相、会画图，还对工程设计有研究。据说曾经受派去日本公费进修学习设计技术。一切都就绪了，就在他在省城强化学习日文和日本生活习俗的期间，一场中日政治风波掀起来了，这次赴日留学被迫中断。何表叔只好回到草堂县，被安排到刚刚兴起的旅游部门，负责开发县域旅游景观文化事业，算得上是县城的名流雅士。

从我大略显开心的神态中，我似乎有种预感：我大和我表叔吃饭估计就是商量有关我的事。

我家里都围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大似乎自言自语，又似乎在给我们说：“她表叔现在在县城干成大事了，整天忙得屁颠屁颠的，搞开发旅游项目，大搞旅游文化，培训旅游讲解员，忙得几乎都很少回村里看我老姑。今天被我遇见了，狠狠训斥了几句，他陪着笑脸叫我在镇上的酒店咥了一大碗优质牛肉泡馍。临走时，我让他给蕊蕊娃在县城的旅游单位谋个事，他虽然挠了几哈头，还是答应咧。”

停顿了一下，我大感觉我们都在认真地听他说话，就自豪的说：“我这个表弟，其实很孝顺的，我就是想借上司衙门老外家的威严逼着他给咱帮点忙。”确实啊，老人传下来的习惯里，就有舅家的威严不可触犯的陋习，舅家人说的话就好像是圣旨，你不听，那就等到红白喜事的时候，把外甥家折腾的好没有面子，甚或让在村里抬不起头，即使你在父母跟前多么孝敬，只要舅家人一来说你不孝，村里人就认可。常常闹得你灰头土脸的，还不能反驳。于是我感觉我大的个性里带有点狡黠的民风因子。

那年九月初，也就是上学的学生开学的时候，我何须表叔坐着一辆中型面包车来到我家，把我接到县城文庙广场的门口，我被安排到文化馆里，参加文化培训班的服务工作。在培训班里，主要是分为写作（文学、戏曲等）、旅游讲解员知识，另外业余还得参加美术、唱歌、戏曲等演唱练习。

作为给培训班服务的我，记得当时算是副业工，每月发37元工资，就餐有灶，住宿有宿舍——大成殿前的厢房，三个人共住一间。在这里，我高兴的是遇见了汪广途老师，他是被借调来给学员辅导唱歌的，听说他在这次培训班后可能就调进县城文化局工作，另外还听说一个国营能源企业准备特招他去专门搞文化艺术部的工作，承诺一去就是中干，他目前正在难以取舍的矛盾之中。

我表叔担心我年幼刚参加工作干不好，就经常给熟悉的人介绍我，让大家多担待宽容，有啥错就给指出来，好让我及时纠正，避免失误造成不良影响。据何叔给我说，他跟汪老师很熟悉，就是他知道汪老师在学校的本事后，硬是给教育局做工作把汪老师借调来的。

汪老师本来就是熟人，他对我也很好，一次在饭堂就餐时，我何叔、汪老师和我坐在一个木饭桌上的时候，汪老师忽然对我何叔说：“何哥，让小唐学唱歌吧？娃有空了，我给娃辅导，看怎样，咱自己的娃么。”

我何叔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微微地一笑，却不敢说话。因为我出家门走的时候，我大当面对我说：“在那里上班就听你叔的话，你的不管啥事，你叔的意见、主意就是我的意见和主意！啥都听你叔的。”——这明显就是把我托付给我叔管了——而且还是圣旨一样。

我何叔顿了一下，说：“好么，虽说是亲戚娃，跟咱娃一样，那就让汪老师费心咧，力争把娃培养成大歌唱家，像毛阿敏、宋祖英一样，红遍草堂县、走遍关中大地，甚或祖国的旮旯拐角。”

听到我叔说的这话，我急忙停下筷子，说：“先谢谢汪老师过去的培养和指点，今后我有空了就去请教。”

此后，我一有空，尤其是晚饭后，就去汪老师的宿舍，但更多的时间就是在文庙的大院里，我从轻轻低唱，到引颈高歌；从最初的晚饭后练习到清晨早起去涝河岸边垂柳下拔声——练习嗓子，习惯了，也慢慢有人感觉我能大胆登台咧。

巧合的是，年底的培训班汇报演出中，我被汪老师推荐为不参评选手在闭幕时出场唱《难忘今宵》歌曲，当时汪老师的设计是，即使我唱的不令人满意或者失败了，也是在领导们和观众退场时，不会影响整体演出效果。

得到这个机会，我暗暗地想：这是个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因为春晚上最初唱《难忘今宵》的人，却是重量级的，这不是汪老师在暗中推崇我么。我要登台了，但是我不能翘尾巴，忽然脑海中闪出我姨第一次登台的事，我不能步她的后尘，我要一炮打响，要像那位老革命文化宣传员黄师爷要求我姨那样：观众就是一堵墙，你才能进入化境，尽情展示你的演唱才华；脑海里接着闪出的是，在高中歌唱祖国的歌咏比赛时汪老师指导过的，登台后的台风问题，如何上场、找准站位、每一个细节、表情收放，与乐队的配合交流......，哦，还有应该与观众的互动——挥手时的笑容。

分析完每一个步骤环节后，我急忙拿笔记了下来，征得汪老师的修改意见后，我就反复练习了几天。

那场演出座无虚席，县上的四大班子领导、各部门各乡镇的头头脑脑都出席了。整个汇报演出效果很不错，而我的《难忘今宵》更是把领导和观众的情绪带到了那晚演出的高潮。

演出结束了，按照惯例就是县领导和演职人员合影，没曾想到的是县委宣传部部长把我拉到她跟前一起合影，这比我刚才唱歌还紧张，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见这么大的领导。

这场文艺汇报演出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我的文艺生涯算是真正开始了。

【未完待续】